《唐书》叙事疏卤甚多，如李绛救郑一段，《唐书》载，绛曰：“任宰相，识名节，不当如犬彘枭獍，与奸臣外通，恐吉甫势轧内忌，造为丑辞。”考绛《论事集》，则曰“身居宰参，泄陛下密谋于奸臣，虽行同犬彘，性如枭獍，亦不至此。况颇识名节，莫是同列不便，造为此谋。”且吉甫与绛同事，不应对君直言吉甫内治之丑，亦须婉为之辞。观集然后知史文之失。又如论采择良家子事，传曰“绛上疏云云，帝曰：‘朕以丹王等无侍者，命访闾里，以赀致之。彼不谕朕意，故至哗扰。’乃悉归所取。”其述宪宗改过不吝，如是而已。而《论事集》则曰“明日，延英对见，上举手谓绛曰：‘昨日见卿状所论事，非尽忠何以及？此朕深居宫中，难知外事，已后脱有处分不合事宜，须依此论谏，不得遂成朕错。朕或未从，直须两度三度恳论，以至于五六，以开悟为限。’”观此，又有以见宪宗有导人使谏之诚心，而史没而不载，可恨也已！按《论事集》系当时蒋偕作序，知集中之语，所载为甚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