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贡父诗话》曰：唐文人李习之不能诗，郑州掘石刻有郑州刺史李翱诗云云。此别一李翱，非习之。《唐书?习之传》不记为郑州。王深甫谓《习之集》乃收此诗，为不可晓。渔隐亦谓，习之未尝为郑州刺史。仆谓诸公不深考耳。为郑州者，即习之也。习之为郑州事，史略而不载。其履历之详，具见《僧录》中，曰“翱正元十四年登第，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，转国子博士、史馆修撰、权职方员外郎，授考功员外郎兼史职，出为朗州刺史，太和初，入为谏议大夫，寻以本官知制诰，拜中书舍人，以谬举柏耆，左迁少府少监，俄出为郑州刺史，五年，为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桂管防御使，七年，授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，八年征为刑部侍郎，九年，转户部侍郎、检校户部尚书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会昌中卒”。其详如此，传但云“始调校书郎，元和初，为国子博士、史馆修撰，再迁考功员外郎，除朗州刺史，召为礼部郎中，出为庐州刺史，入为谏议大夫、知制诰，改中书舍人，坐柏耆事，左迁少府少监，后迁桂管湖南观察使、山南东道节度使卒”。以传视《僧录》，疏略甚多，其间亦有不同处。习之为郑州日，正在为桂州前，而史不载。贡父遂以为别一人，因知传文之误人，多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