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之文章，至韩退之而大备，无可疵者。后之学者，于是取则，其体固不一也。一篇之中，有始并言两事，而终只以一事结者；有以一意起，而终以两意者。如《为人求荐书》曰“某闻木在山、马在肆，匠石过之而不ツ，伯乐遇之而不顾，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、超逸之足也。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，又辱居姻娅之后，是生于匠石之园，长于伯乐之厩也”，是以木、马两事并起也。然终之曰“昔人有鬻马不售于市者，知伯乐之善相也，从而求之，伯乐一顾，价增三倍”，某与其事相类，故终始言之耳，是弃木而说马也。又如《送孟东野序》云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，然又言，“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鸣者而假之鸣。伊尹鸣殷，周公鸣周，周衰孔子之徒鸣之，屈原鸣楚，李斯鸣秦”，又曰：“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？抑将穷饿其身，思愁其心肠，而使自鸣其不幸邪？是则鸣者，盖有出于自然者矣，岂可谓专不得其平邪？”是又以一意起而两意终者如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