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陈纪传》云：董卓入洛阳，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，不得已至京师，迁侍中，出为平原相，往谒卓。时欲徙都长安，谓纪曰：“今欲西都，何如？”纪云云。卓意甚忤而敬纪名行，无所复言。时议欲以为司徒，纪见祸乱方作，不复办严，即时之郡，玺书追拜太仆，又征为尚书令。所载如此。邯郸淳所著《陈纪碑》则曰“用大将军何进表选名儒，君为举首，公车特征，起家拜五官中郎将，到迁侍中，旬有八日，出相平原。会孝灵晏驾，贼臣秉政，肆其凶虐，剥乱宇内，州郡幅裂，视事未期，会刺史败于黄巾，幽冀二州争利其土，乃辞而去之。于是老弱随慕，扳辕持毂，轮不得转，遂晨夜间行，寓于邳郯之野。袁术恣睢，僭号江淮，图覆社稷，结婚吕布，送女在涂，君为国深忧，奋策出奇，以夺其心，卒使绝好，追女而还。离逖奸谋，使不得就，君之力也，惟帝念功，命作尚书令”。二处所载，互有不同。《传》言纪受董卓之招，《碑》言纪用何进之荐；《传》言纪阻董卓迁都之计，《碑》言纪败袁吕结婚之谋，兼摭出以资阅史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