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退之《论京尹不台参书》曰“赤令尚与中丞分道而行，何况京尹？”元微之论亦曰“京令得与御史丞分进道路，以其补逐之意也。”或者往往疑之，谓唐赤令如此之重。仆谓此盖沿习晋宋典故，观沈约《宋书》，文帝时，有司奏旧科御史中丞专道，而扬州刺史、毋阳尹、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，或检校非违，或赴救水火，事应神速，不宜稽驻，赤令分道。又《北史》元志为洛阳令，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。彪言，御史中尉，辟承华盖，安有洛阳令与臣抗衡？志言，神乡县主，岂有俯同众官趋辟中尉？孝文曰：“洛阳我之丰沛，自应分路扬镳。自今而后，可分路而行。”及出，志与彪折尺量道，各取其半。唐盖循此制耳。仆因考之，中丞自魏晋以来，其权愈重，与司隶分督百僚。自皇太子以下，无所不纠，专督行马内，司隶专督行马外。至梁犹然，皇太子在宫门行马内违法，皆得纠之。后魏改为中尉，督司百僚，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。王公百辟，咸使畏避，其余百僚，下马弛车止路旁。其违缓者，以棒棒之，其隆重如此，乃至俯与赤令分道而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