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，余尝从容奏上曰：“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、河东两路，以为藩篱，葺治军马，讨平盗贼。内则修政事、明赏罚，皆渐就绪。独车驾巡幸，所诣未有定所，中外人心未安。夫中原者，天下形势根本也，一去中原，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。臣尝建巡幸之策，以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今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适襄、邓，示不去中原，以系天下之心。选任将帅，屯列军马，控扼要害，以折虏人之谋。使今冬无虞，车驾还阙，天下之势遂定。而近日外议纷纭，皆谓陛下且幸东南，果如所言，臣恐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，而天下之势遂倾，难复振矣。”上曰：“但欲迎奉元太后，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。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，训练将士，益兵聚马，虽都城可守，虽金贼可灭矣。”余再拜，赞上曰：“陛下英断如此，虽汉之高祖、光武，唐之太宗，不是过也。”因言履艰难之运者，不宜怀安，高祖、光武、太宗皆身将兵，披甲胄，冒矢石，于马上得之。今固不待如此，但车驾不去中原，则将士思奋，人百其勇，盗贼不敢觊觎，两河易为经略。虽少劳苦，而后享安逸。倘偷取一时目前之安，如后患何？中外未知陛下圣意，乞降诏以告渝之。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，榜之两京，读者皆感泣。因措置迎奉隆太后，津遣六宫。以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为提举一行事务，步军指挥使郭仲苟统兵扈卫，余令有司排办。后半月，上忽降手诏，欲巡幸东南以避狄，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。余留之，因具札子，极论不可。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，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汉光武、唐肃宗是也。起于东南，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，晋元帝是也。盖天下之精兵、健马，皆出于西北，而中兴之上，拨乱定功，以兵马为先。一失西北，则二者无自得之形格势禁，非特失地利而已。今翠华倘或南幸，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吾关、辅，盗贼且将蜂起，跨州连邑，朝廷号令不行，精兵、健马反以遗贼。道路梗塞，人心惊溃，陛下虽欲还阙，有不可得，况治兵胜敌，以归二圣哉！惟南阳，光武之所以兴，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，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，西通关中可召将士，南通荆湖、巴蜀可取货财，东达江淮可运粮饷，北距三都可遣救援，暂议驻跸，自冬徂春，两河措画就绪，即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。上乃取还巡幸东南手诏，令与执政商议。翌日，再具札子，援楚汉荥阳、成皋间，曹操、袁绍官渡事，论天下形势甚详。又与执政议于上前，余曰：“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但一去中原，势难复还。夫中原安，则东南安；失中原，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。一失机会，形势削弱，将士之心离散，变故不测，且有后艰。欲保一隅，恐亦未易。臣诚不敢任此责，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，人心悦服，奈何诏墨未干，失大信于天下。愿断自渊衷，以定大计。”上乃许幸南阳，令措置合行事件。有旨，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，委以修治城池、缮葺宫室官府，朝廷降盐钞钱帛，委转运使范之才等储峙粮草。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，由襄江通漕，命四川变转轻货，陆路自陕西，江路自归峡以入南阳。以黄潜厚为提举一行事务，以郎官陈衮、李俦干办角递，以发运使李为随行转运使，将以秋末冬初，择日启行。而潜善、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，其议颇传于外，客或谓余曰：“士论汹汹，咸谓密有建议者，东幸已决，南阳聊复尔耳，盍且从其议乎？不然，事将变。”余曰：“天下大计，在此一举。国之安危、存亡，于是乎分。成命已行，倘或改易，吾当以去就争之。且上英睿，必不为异议所惑。不然，吾可贪冒宠禄为保身计，虚受天下之责哉？”然自是，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，而上每批出，改易已行指挥。如批买马，只令每州买马百匹。余奏上曰：“元降买马指挥，不立额数，只令有马及格尺者，依等第给价买之。今若每州限以百匹，即无马去处，必须科配，却反成骚扰。”及又批出，募兵，改刺新军，有害军政。余奏上曰：“元降募兵指挥，许改刺者，只谓溃散兵卒、无营房可归者，即非以见在营房兵卒许之改刺。”因以中书元批旨进呈，上意乃悟。上批出，李擢已经渊圣责降宫观，今又责之，为太重。余奏上曰：“李擢在围城中，渊圣委令提举京城南壁，实守陈州门一带。金人造桥渡壕，擢恬不省察，故责降宫观。其后，竟自所造桥渡兵破城，擢之罪大矣。特城破之后，渊圣不暇再行遣耳。今以散官安置，已为轻典，倘犹以为重，何以戒失守，使后来者任责。”潜善左右之甚力，上乃令降作分司。又批出，翁彦国、吴骚扰东南，并落职与宫观，令学土院降诏慰抚。初，余未至行在，彦国已除知江宁府，委令修城及缮治宫室，朝廷给盐钞十万贯，彦国具札子，以为不足用。余奏上曰：“崇观间，赐臣僚一第，费百万。今委彦国以修城，又新经兵火之余，令其治宫室，只给钱十万贯，诚为太寡。”有旨，拨两浙淮南盐钞四十万贯付之，为五十万。且降指挥，令其因陋就简，不事华壮。上一日忽宣谕，彦国修城等骚扰。余奏上曰：“创修宫室，一新城池，鸠工聚材，计置砖灰，工料浩大，集事之初，其势不得无扰。莫若明降指挥，令其掇移诸州神霄宫及常平司廨宇，一切拆旧修盖，城壁亦因旧增葺，使彼有所遵守，则费用省，而骚扰之患自息。”乃命尚书省札下，既而复批出，责降且命降沼。盖潜善以彦国于余为姻家，故密启之，以为谮诉之端也。既得上批札，适同日得江宁府奏状，彦国已死。又吴无职名，可落。佥谓宫观大优，将上取旨。上曰：“彦国已死，不须行遣。”乃令放罢吴，委提刑司取勘，仍降诏慰抚东南。如此之类，批出者颇多。初，余每因留身奏事，从容论治体，及有所规谏，虽苦言逆耳，上皆嘉纳。至是，奏陈当世急务，拟进指挥，多不降出。余因知谮诉之言，其入已深。一日，对内殿，留身奏上曰：“臣以菲材，误蒙圣慈，使待罪宰相，当国家艰难之时，付以天下之重，臣夙夜黾勉，虽久患┲疾，亦不敢在假将理，思竭驽钝以报称知遇之万一。近日屡烦宸翰，令改正已行事件，臣逐一按据辩明，幸蒙圣察。又所进拟措置机务，多未蒙降出，顾臣孤拙寡与，独荷陛下特达之知，忌娟者多，恐必阴有谮诉而离间臣者。书言时则勿有间之，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参之为害霸。夫君子、小人，若冰炭然，势不两立，治乱安危，系其进退，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。”因出札子，极论君子、小人之理。且言，靖康间渊圣听用唐恪，而恪奸邪，舞智以御其君，能得渊圣之心，移易是非，变乱白黑，卒谮罢徐处仁、吴敏而夺之相，其后遂致祸。故方陛下励精图治，枕戈尝胆，振起中兴之功，诚不愿蹈覆车之辙也。夫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，持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，愿致察于此。上慰谕曰：“无此，但朕思虑偶及之耳。其余章疏见省览，非晚降出。”余拜谢而退，至八月五日，告廷迂余银青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加食邑实封，而除潜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既命两相，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，余以去就争之，遂定进退。虽知堕潜善策中，盖势不得不然也。初，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，建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，即渡河，移司恩、冀。以所募兵，内结陷虏兵民，复怀、卫、浚三州，解邢、、磁、相、中山之围，以图收复真、定。既有期矣，所尚留京师，招集将佐，措置钱粮，而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骚扰，不当置司北京。且言，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，缘置招抚司，河北盗贼白昼杀人，不若罢之，专以其事委帅臣。盖张悫久为河北都运，与益谦善，悫以余尝沮其执政，故附潜善、伯彦，相与谋，使益谦为此奏，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。余奏上曰：“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日渡河，今所尚留京师，以招集将佐，故未行。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而言不当置司。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，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，自朝廷给降，可也。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，民无所归，聚为盗贼，故置司招抚，因其力而用之，以解河北之急，岂缘置司乃有盗贼。今京东、京西，群盗啸聚，攻掠州县，岂亦招抚司所致耶？方时艰危，朝廷欲有所经略，益谦小臣，乃敢非理，公然沮抑，此必有使之者。不惩之，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。”上乃令降旨，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，就绪日，疾速渡河，不得抽摘守兵。具合用器甲，申朝廷应副。如招抚到河北兵民，严行钤束，无令作过。张益谦令分析以闻。尚书省既札下矣，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，凡千余言，痛诋招抚司，令北京行下州县出榜。后数日，乃关过尚书省，余始见之。乃以枢密院画旨，并尚书省元降指挥同将上进呈，与伯彦、悫争于上前。余奏曰：“张益谦所奏，皆细故，情涉观望，尚书省已得旨行下，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，此何理也？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，以细故而害大计，沮抑张所耳。朝廷以兵力不足，而河北之事急，故委张所以招抚，因兵民、盗贼之力以捍强敌而复故地。今措置甫就绪，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。州县、将士，知朝廷议论不同，安肯协力。弃事功于垂成，良可惜也。臣不知朝廷之于张所，欲其成邪？欲其败邪？欲其成，则不当沮抑之如此。欲其败，则不若罢去之。无使挟私害公，而不为国家虑也。沮抑一张所，有何所难，致误国家之大计，使河北兵民尽为金人之所得，河北州县尽为金人之所有，中原且弗能保，将谁任其责。靖康间，惟朝廷议论不同，无以公灭私之意，遂及祸，故今岂可复蹈覆车之辙耶？”伯彦、悫无以对，第云，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。上乃令枢密院改正，作依前降指挥施行。既不得逞，即为傅亮之事。初，王燮、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、副，即具画一申朝廷，以谓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，至与陕西连接如河中府、解州亦为所据，与陕府相对，以河为界。今经制司所得兵，才及万人，皆乌合之众，其间多招安盗贼及溃散之兵，未经训练拊循，难以取胜。乞于陕府置司训练措置，召募陕西正兵、弓箭手之在民间不出者，及将家子弟，不旬月间，可得二万人。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，以童贯总兵，赏罚不明，皆藏于民间不出，每应点集者，皆其家人也。故燮、亮欲厚资给以募之，皆一可以当百也。与正兵相为表里，其胜可必。且一面结连河东山寨豪杰，度州县可复，即复之。可以渡河，即乘机进讨，以收复河阳、河中、解州沿河一带，据险以扼其冲，渐议深入，以复泽、潞、太原，愿当方面之寄。有旨从之，拨川纲之在陕西者，使召募西兵。又命陕西、京西转运司悉力应副。燮、亮行才十余日，枢密院复取旨，令留守宗泽节制，即日过河。亮申朝廷，以与前议及元降指挥不同，今欲即令过河，无不可者，但河外皆金人界分，本司措置，全未就绪，既过河后，何地可为家计，何处可以得粮，乌合之众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，何自可以得兵。亮等不足惜，第恐有误国事。余将上进呈，奏曰：“河东今日之势，不同河北所失不过数郡，其余皆为朝廷守，王师渡河，犹有驻泊、得粮之处。河东州县，大半陷没，沿河一带自解州、河中至河阳、怀、卫，皆为金人所据。今经制司军旅未集，遽违前议，驱之渡河，遂为孤军，倘为金人所覆，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将佐士卒，当此一道而经略之。古者，将帅不从中御，愿且如前议，尽将帅之智虑，而责成。俟其淹旷时月而无功，则朝廷自有法以待之，何必驱之若是之遽。”而潜善、伯彦皆谓，不使之亟渡河，且失机会。如亮等，但欲逗遛耳。余曰：“兵事不可遥度。目下亦未见有机会可乘，但当委任将帅，使择利而动耳。今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，正所以为贼饵，不见其利也。且亮等受命而行，才十余日，申明朝廷前后所降指挥不同，乃将帅之职，岂可便以为逗留。如赵充国坚执屯田之议，不闻宣帝以为罪也。臣以谓，不若只依前降指挥为便。”上以潜善、伯彦执议，圣意颇惑，依违不决者累日。余留身，极论其理，且言潜善、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，赖圣度鉴察，不得行其志，又极力以沮傅亮。盖招抚河北、经制河东，皆臣所建明；而张所、傅亮，又臣所荐用。力沮二人，乃所以沮臣，使不安其职。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凡事未尝不与潜善、伯彦商议而后行，不谓二人乃设心如此。如傅亮事理明白，愿陛下虚心以观之，则情状自见。上曰：“俟批出，只令依元降指挥，于陕府置司。”至翌日，批出，乃云傅亮兵少，不可渡河，可罢经制司赴行在。盖潜善留身，密启之也。余留御批将上，奏曰：“臣昨日论傅亮事，已蒙宣渝，俟批出依元降指挥。继奉御批，乃罢亮经制使，不知圣意所谓。”上曰：“亮既以兵少，不可渡河，不如且已。”佘奏曰：“臣论傅亮乞降指挥，非谓不使之渡河，缘亮昨乞于陕府置司，与金人对垒，募兵训练，择利过河，收复州县，朝廷已从其请，今行未半月，遽改命使宗泽节制，即令过河。臣谓不可者有三，事从中御，不尽将帅之虑，一也。军旅未集，驱乌合之众，渡河即成孤军，必为金人之所溃，二也。军溃之后，朝廷未有将佐、士卒可以当河东一道之寄，三也。故臣以改命为非是，当依前降指挥，以责成功。今乃缘臣争论之故，并与经制司罢之，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，阴有以荧惑圣听，欲以沮臣使去耳。臣荷陛下特达之知，起自罪谪，付以国柄，方艰难之秋，但知一意以为国家，苟可以持危扶颠者，知无不为，庶几仰副委任之万一。诚以傅亮经制河东，乃今日所当为之大者，潜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罢之，此而可沮，则其他孰可为者？今御批犹未施行，愿陛下致察于此，倘容臣得待罪宰司，以图报称。不然，臣岂敢尸禄、贪冒宠荣以虚负天下之责哉？”上曰：“如傅亮人材，今岂难得？”余奏曰：“臣尝与亮款语，观其谋略、智勇，真可以为大将。询之士大夫，亦以为然。今以为经制副使，姑试之耳，假以时月，必有可观。使亮如其所请，临敌退挠而无成功，臣愿受误国之罪。今未尝用而遂罢之，则不可。古之御将帅者，恐不如此。昔高祖何尝自知韩信，但以萧何荐之，为大将，设坛场，择日而拜之。何之所以知信者，亦以屡与之语而已。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将韩信，则何亦必不敢当相位。今人材难得，而将帅之材尤为难，偶得一二，而朝廷所以辍那人兵，应副钱粮、器甲者，种种办具，非涉旬月不能遣，而启行未几，遂以寸纸罢之，待将帅之轻如此，孰不解体。此臣所以深为陛下惜也。且潜善所以必欲罢亮者，意不在亮，所以沮臣。陛下不察，则臣亦何敢安职，恐终无以助陛下致中兴之功。”上无语，余以御批纳上前，曰：“圣意必欲罢傅亮，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。臣非敢轻为去就，更望陛下留神孰思之，使亮不罢，则臣何敢决去。”因再拜榻前，上犹慰谕，谓不须如此。余既退，闻亮竟罢，乃入表札求去。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，余到堂，复上马归，再入第二表札，皆批答不允。翌日，遣御药宣押赴后殿起居，随宰执奏事。讫，余留身，上曰：“卿所争事小，何须便为去就。”余奏曰：“人主之职，在论一相。宰相之职，在荐人材。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，恐不可谓之小事，倘以为小，臣以去就争之，而天意必不可回，臣亦安敢不去乎？”因再拜榻前，复奏曰：“臣以愚蠢，仰荷眷知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龙飞之初首命为相，潜善、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，乃虚位以召臣，盖已切齿。及臣至，而议论伪楚，及请料理河北、河东两路，车驾巡幸宜留中原，皆与之不同，而独蒙陛下嘉纳听从，固宜为其娟嫉无所不至。方潜善未相，所以谮诉指摘臣者，不过欲为相而已。今既已相，而犹沮抑不已，以是为非，变白为黑，此不过欲臣去耳。臣立于群枉之中，独赖陛下察之，得以尽区区之愚。如傅亮之事，晓然无可疑者，又不蒙圣察，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，议论国事不足采，其失职大矣。岂敢复任宰相哉？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，宰相犹可尸禄备员以冒宠荣；今艰难多故之秋，当惜分阴。人主以其相为不足任，则当亟罢。人臣自度不能其任，则当亟去之。臣自度，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，敢久居此妨贤路哉？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，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，故力沮张所、傅亮而去臣。臣，东南人，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？顾车驾巡幸，实天下人心之所系，中国形势之所在，一去中原，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。故不敢雷同众说以误大事，愿陛下以宗社为心，以生灵为意，以二圣未还为念，留神于此，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。臣仰荷天地之德，虽去左右，岂敢一日忘陛下，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。”因泣辞而退，遂上第三表札。客或谓余曰：“公决于进退之义得矣，顾谗者不止，将有患祸不测，奈何？”余曰：“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吾知尽事君之道，不可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。患祸非所恤也。畏患祸而不去，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？天下自有公议，此不足虑。”翌日，降麻，告廷除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杭州洞霄宫，加食邑实封，时八月十八日也。麻制中乃以余募兵、买马、劝民出财为罪，又谓行遣伪命臣寮为报私怨，纳御批除目为慢君命，不责彦国为党庇姻戚，争议傅亮渡河为沮格王师，如此类十数事，皆潜善密以付词臣。余具表札，辞免不敢当观文殿大学士，降诏不允。是时，尚未受左仆射之命，有旨令阁门并赐两告。不得已，拜受，陈谢即行，以九月半抵镇江府，间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，宿留不敢行者半月，继闻其掠毗陵、焚丹阳，遂以客舟由外江归梁溪。而言者再论麻制中所指以为罪者，又言余倾家赀以犒叛卒，为绯巾数千顶与之，遣弟迎贼，阴与之通，朝廷不复究问其实，有旨落职，令鄂州居住。谗谤如此，自非上恩保全，有以照见其无他，虽欲处江湖之善地，岂可得也？闻命即由江东西以抵武昌，适江上盗贼纷扰，权寓居于属邑之崇阳僧舍中。暇日，阅建炎初备位宰司日记，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，荷上知遇，付以国事，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，竟以谗罢。曾无涓埃之补，而罪衅之积有逾丘山，尚窃廪禄饱食而逸居，惭赧深矣。然余既罢之后，张所亦以罪去，傅亮辞以母病，不赴行在而归陕西，招抚经制司皆废。车驾遂东巡，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，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，深入关辅，残破尤甚，此岂人力也哉。因取进退之大概，次第而总叙之，与夫制诰、诏命、书疏、表札编纂附著，合为十卷，目之曰《建炎进退志》，庶几览者有所考焉。至于臣僚之所建明，四方之所陈请，陟降人材，改革政事，自有史官书之，此不复录。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，具位李纲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