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敦立语明清云：“凡史官记事，所因者有四：一曰时政记，则宰、执朝夕议政，君、臣之间奏对之语也；二曰起居注，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；三曰日历，则因时政记、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，旧属史馆，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，著作郎、佐主之；四曰臣僚墓碑行状，则其家之所上也。四者惟时政，执政之所日录，于一时政事，最为详备。左右史虽二员，然轮日侍立，榻前之语，既远不可闻，所赖者臣僚所申，而又多务省事；凡经上殿，止称别无所得圣语，则可得而记录者，百司关报而已。日历非二者所有，不敢有所附益。臣僚行状，于士大夫行事为详，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，以为虚辞溢美，不足取信。虽然，其所泛称德行功业，不以为信可也；所载事迹，以同时之人考之，自不可诬，亦何可尽废云。度在馆中时，见《重修哲宗实录》。其旧书，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，于一时名臣行事，既多所略；而新书复因之。于时急于成书，不复广加搜访，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；且据逐人碑志，有传中合书名，犹云“公”者。读之使人不能无恨。《新唐书》载事，倍于《旧书》，皆取小说。本朝小说尤少，士夫纵有私家所记，多不肯轻出之。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，当择人叙录所闻见，如《段太尉逸事状》、《邺侯家传》之类，上之史官，则庶几无所遗矣。欧阳公《归田录》初成未出，而序先传，神宗见之，遽命中使宣取。时公已致仕在颍州，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，因尽删去之。又恶其太少，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，以充满其卷秩。既缮写进入，而旧本亦不敢存。今世之所有皆进本，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