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，其前篇曰：“吾子所论，排释、老不若著书。若仆之见，则有异乎此，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。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，此吾所以为戏耳。若商论不能下气，或似有之。博塞之讥，敢不承教！”后篇曰：“二氏行乎中土，盖六百年，非可以朝令而夕禁，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。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，若好胜者。虽诚有之，抑非好己胜也，好己之道胜也。驳杂之讥，前书尽之。昔者夫子犹有所戏，乌害于道哉？”大略籍所论四事：乞著书、讥驳杂、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。今得籍所与书，前篇曰：“汉之衰，浮图之法入中国，黄、老之术，相沿而炽。盍为一书，以兴存圣人之道？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，使人陈之前以为欢，此有累于盛德。又商论之际，或不容人之短，如任私尚胜者，亦有所累也。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？废弃日时，不识其然。愿绝博塞之好，弃无实之谈，宏虑以接士，嗣孟轲、扬雄之作，使圣人之道，复见于唐。”后篇曰：“老、释惑于生人久矣，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。君子汲汲于所欲为，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后有所为，则或有遗恨矣。君子发言举足，不远于礼，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。执事每见其说，则拊抃呼笑，是挠气害性，不得其正矣。”籍之二书，甚劲而直。但称韩公为执事，不曰先生。考其时，乃云“执事参于戎府”。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，时年二十有九，十五年为徐州推官，时年三十有二，年位未盛，籍未以师礼事之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