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和四年，盛修饰安国寺。左军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，令僧惟应等连状奏请立圣德碑。承璀恩泽无二，言无不行，遂先立碑，石大小高下一准华阴岳碑。及堂构克成，承璀奏请学士撰碑文，且曰：“臣以排比一万贯钱，充送撰文学士。”有进旨：“令学士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李绛撰。”于是绛与诸学士议：以自古圣帝明王，无圣德碑，岂德不迨欤？盖以谓不宜刊勒，且示圣德有区限也。及同状上论，其旨曰：
陛下布维新之政，划积习之弊，行前王所不能行，革历代所不能革，四海延颈，日望德音。今忽自立碑，以示天下不广，彰满假之渐，招矜炫之讥耶？大《易》称“大人者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”，执契垂拱，励精求理，化成天下，高视百王。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？又安以碑表而赞皇猷？若可叙述，是有分限，乃反亏盛德，岂谓敷扬至道哉？故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无立碑之事，至秦始皇荒逸之君，烦酷之政，然后有罘、峄之碑，扬诛伐之功，纪巡幸之迹，适足为百王所笑，万代所讥，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，岂可拟议于此哉？陛下嗣高祖、太宗之基，举贞观、开元之政，思治不遑食，从谏如顺流，固可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方驾而行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，而自损圣德？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，陛下详尽事宜，皆不允许，今忽令立此碑，与前事颇乖，可否相违，是非殊异。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中，即叙载游观崇饰之事，述游观且乖理要，叙崇饰又非正经，固非哲王所宜行也。伏乞圣慈，特令寝罢。巨等职忝近密，理合献陈，庶申葵藿之诚，冀增海岳之大。谨奏。
其日晚，奉宣进旨：“览所陈，深叹忠鲠，已依所奏，不令造立，其碑楼遣令拽倒讫，想宜知悉。”敕使宣了，学士相视，不准拟一状便行。寻问敕使如何拽倒，曰：“圣人览状时，承璀正在旁立。上处分令拽倒，承璀云：‘碑楼功积大，卒拽不倒，款缓令拆。’意欲延引，候便再论。上厉声曰：‘多著牛拽。’乃不敢言。遂以百牛拽倒。某见定当了，奏闻，便令宣与学士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