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御浴堂北廊，召学士李绛对。上从容言曰：“朕观前王，任多贤才，所以理。即今日都无贤才可任，何故也？”绛对曰：
自古及今帝王，未有不任贤则理，用邪则乱，明著史传，不敢备陈。夫圣王欲理当代之人，祗选当时之贤，极其才分，便可致理，岂借贤于异代，以理今日之人？近代北齐任杨遵彦则理，用高阿那肱则乱；隋代任高颎则理，用杨素则乱；国家任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王珪、姚崇、宋璟则理，用李义甫、许敬宗、李林甫、杨国忠则乱。事状横于目前，理乱存于史策。夫致贤之路，历代不同。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轻待臣下，不以己能盖于凡器，折节下士，卑躬礼贤，天下仰知圣意，贤能之人方出。是岩穴无晦迹之俦，朝廷有佐时之器矣。
上曰：“何以知其必贤而任之乎？”对曰：
圣问至当，诚为难知。尧舜亦以知人为难，况近代浇薄，真伪不分，固不易知也。然以事小验之，必十得七八矣。任官清廉，无贪秽之迹，当事坚正，无阿容之私，章疏谏诤，无希望依违之苟，左右献纳，无邪佞愉悦之辞，言必及远大，行不顾财利，如此则可谓近于贤矣。若言必谄谀，动关名利，但攻人之短，不扬人之美，求己之售，不量己之分，观望主意，以希合为心，逢迎君意，以恩幸为志，为主招怨，为身图利，斯可谓之小人也。验之以行事，参之以舆议，然后用之。委用之后，名实相副，则当任之。既任之，则当久之。使代天下之绩，久而化成，然后圣君垂拱而天下治矣。贤者行理端直，身寡党援，拔擢贤彦，则小人怨谤，杜塞邪径，则奸人构陷，制度画一，则贵戚毁伤，忠正进用，则谀佞攻击，夫用贤岂容易哉！自非圣主明君，悬鉴情伪，不使毁谤得行，疑似生隟，尽其才器，极其智用，然后政化可得而兴。故齐桓公任管夷吾，尊之曰“仲父”，而齐国大理，是任之不疑也。管仲对桓公曰：“既任君子，而以小人参之，此最害霸也。”古人以求贤不至，则贤者不出，故喻以蜗蚓之饵，以求吞舟之鳞，设釜钟之禄，以致济代之器，不可得也。陛下但以数事，验之以言，校之以实，采之于众，任之以权，则贤不肖得矣。伏惟圣智详察。
上曰：“卿言得之，尽于此矣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