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和七年，蕃寇径至州城西门，驱掠人畜而去，朝廷忧之。宰臣李绛因延英奏陈：
今边上空虚，兵非实数，守将贪滥，背公徇私，虚人既多，实兵须少，力既不敌，坐受伤残。今府库未充，国力犹阙，未得广添兵马，且须即日取置，就其易行，得效速者。今京西、京北，并有神策军镇兵。本置此者，只防蕃寇侵轶，俾其御难战斗也，不使其鲜衣美食，坐费衣粮尔。今寇贼为患，来如飘风，去如骤雨，两京节度使本兵既少，须与镇军合势，犄角驱逐。镇军须倍道急趋，同力翦扑，而牵属左右神策，须申状取处分。夫兵不内御，须应机合变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蕃寇方驱掠杀戮之际，百姓涂于草莽，方云入京，取远中尉处分，何异暍渴而穿井待水，馁馑而耕粟俟食，岂可及事机乎？纵其将领谙识事体，星言应接，缘是禁卫将士，无惧节使之心，进退前却，号令不及，既行刑不得，则与无兵同。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，割属当道节度，使法令画一，丰约齐同，赴急如发机，前战不旋踵，则兵威必振，贼氛自消，陛下无惊怠之忧，生灵亡驱掠之患。若安处无事之地，坐仰厚赐之恩，寇至以申状为名，不曾御敌，节将以理管成例，待以平交，徒有镇遏之声，都无讨逐之力。圣恩便此处分，实为久远之制。
上曰：“朕比不知旧事如此，何以得其然？事即便宜处置，其京西、京北镇军，皆元属西京，为弊日久，不乐割属节度使，竞为阻事。”遂因循不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