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之生，实阴阳之气所聚耳，若不能调和阴阳之气，则害其生。故宝命全角篇论曰：人以天地之气生；又曰：天地合气，命之曰人，是以阳化气、阴成形也。夫游魂为变者，阳化气也。精气为物者，阴成形也。阴阳气合，神在其中矣。故阴阳应象大论曰：天地之动静，神明为之纲纪，即知神明不可以阴阳摄也。《易》所以言阴阳不测之谓神，盖为此矣。故曰：神不可大用，大用即竭；形不可大劳，大劳则毙。是知精、气、神，人之大本，不可不谨养。智者养其神，惜其气，以固其本。世有不谨卫生之经者，动皆触犯。既以犯养生之禁，须假以外术保救，不可坐以待毙。《本草》之经，于是兴焉。既知保救之理，不可不穷保救之事，《衍义》于是存焉。二者其名虽异，其理仅同。欲使有知无知尽臻寿域，率至安乐之乡，适是意者，求其意而可矣。
养心之道，未可忽也。六欲七情千变万化，出没不定，其言至简，其义无穷，而以一心对无穷之事，不亦劳乎？心苟不明，不为物所病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明达之士遂至忘心，心既忘矣，则六欲七情无能为也。六欲七情无能为，故内事不生。内事不生，故外患不能入。外患不能入，则本草之用，实世之刍狗耳。若未能达是意而至是地，则未有不缘六欲七情而起忧患者。忧患既作，则此书一日不可缺也。愚何人哉，必欲斯文绝人之忧患乎。
陶隐居以谓凡筛丸散药毕，皆更合于臼中，以杵捣数百过，如此恐干末湔荡不可捣，不若令力士合研为佳。又曰：凡汤酒膏中用诸石，皆细捣之如粟，亦可以葛布筛令调匀，并以绵裹纳中，其雄黄、朱砂辈，细末如粉。今详之：凡诸石虽是汤酒中，亦须稍细，药力方尽，出效亦速。但临服须澄滤后再上火；不尔，恐遗药力不见效。汤酒中尚庶几，若在服食膏中，岂得更如粟也。不合如此立例，当在临时应用详酌尔。又说： 咀两字，《唐本》注谓为商量斟酌，非也。《嘉 》复符陶隐居说为细切，亦非也。儒家以谓有含味之意，如人以口齿咀啮，虽破而不尘，但使含味耳。张仲景方多言 咀，其义如此。
病患有既不洞晓医药，复自行臆度，如此则九死一生。或医人未识其病，或以财势所迫，占夺强治，如此之辈，医家病家不可不察也。要在聪明贤达之士掌之，则病无不济，医无不功。世间如此之事甚多，故须一一该举，以堤或然。
夫人有贵贱少长，病当别论；病有新久虚实，理当别药。盖人心如面，各各不同，唯其心不同，脏腑亦异。脏腑既异，乃以一药治众人之病，其可得乎？故张仲景曰：又有土地高下不同，物性刚柔，餐居亦异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，歧伯举四治之能，临病之功，宜须两审。
如是则根据方合药，一概而用，亦以疏矣。且如贵豪之家，形乐志苦者也，衣食足则形乐，心虑多则志苦。歧伯曰：病生于脉。形乐则外实，志苦则内虚，故病生于脉。所养既与贫下异，忧乐思虑不同，当各逐其人而治之。后世医者，直委此一节，闭绝不行，所失甚矣，尝有一医官，暑月与贵人饮。贵人曰：我昨日饮食所伤，今日食减。医曰：可饵消化药。他人当服十丸，公当减其半。下咽未久，疏逐不已，几致毙。以此较之，虚实相辽，不可不察，故曰病当别论。又一男子，暑月患血痢，医妄以凉药逆制，专用黄连、阿胶、木香药治之。此药始感便治则可，今病久肠虚，理不可服，逾旬不已，几致委顿，故曰理当别药。如是论之，诚在医之通变。又须经历，则万无一失。引此为例，余可效此。
凡用药，必须择州土所宜者，则药力具，用之有据。如上党人参、川蜀当归、齐州半夏、华州细辛；又如东壁土，冬月灰、半天河水、热汤、浆水之类，其物至微，其用至广，盖亦有理。若不推究厥理，治病徒费其功，终亦不能活人。圣贤之意不易尽知，然舍理何求哉？
凡人少、长、老，其气血有盛、壮、衰三等。故歧伯曰：少火之气壮，壮火之气衰。盖少火生气，壮火散气，况复衰火，不可不知也。故治法亦当分三等。其少，日服饵之药，于壮老之时，皆须别处之，决不可忽也。世有不留心于此者，往往不信，遂致困危，哀哉！
今人使理中汤、丸，仓猝之间多不效者，何也？是不知仲景之意，为必效药，盖用药之人有差殊耳。如治胸痹，心中痞坚，气结胸满，胁下逆气抢心，治中汤主之。人参、术、干姜、甘草四物等，共一十二两，水八升，煮取三升，每服一升，日三服，以知为度。或作丸，须鸡子黄大，皆奇效。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，服之病既不去，乃曰药不神；非药之罪，用药者之罪。今引以为例，他可效此。然年高及素虚寒人，当逐宜减甘草。
夫高医以蓄药为能，仓猝之间，防不可售者所须也，若桑寄生、桑螵蛸、鹿角胶、天灵盖、虎胆、蟾酥、野驼、萤、蓬 、空青、婆娑石、石蟹、冬灰、腊雪水、松黄之类，如此者甚多，不能一一遍举。唐元澹，字行冲，尝谓狄仁杰曰：下之事上，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。脯、腊、 、胰，以供滋膳；参、术、芝、桂，以防疾 。门下充旨味者多矣，愿以小人备一药可乎？仁杰笑曰：公正吾药笼中物，不可一日无也。然梁公因事而言，独譬之以药，则有以见天下万物之中，尤不可阙者也。知斯道者，知斯意而已。
凡为医者，须略通古今，粗守仁义，绝驰骛能所之心，专博施救拔之意。如此则心识自明，神物来相，又何必戚戚沽名，龊龊求利也。如或不然，则曷以致姜抚沽誉之惭，逋华佗之矜能受戮乎？
尝读《唐·方技传》有云：医要在视脉，唯用一物攻之，气纯而愈速。一药偶得，他药相制，弗能专力，此难愈之验也。今详之：病有大小、新久、虚实，岂可只以一药攻之？若初受病，小则庶几；若病大多日，或虚或实，岂得不以他药佐使？如人用硫黄，皆知此物大热，然石性缓，仓卒之间，下咽不易便作效。故智者又以附子、干姜、桂之类相佐使以发之，将并力攻疾，庶几速效。若单用硫黄，其可得乎？故知许嗣宗之言，未可全信，贤者当审度之。
夫用药如用刑，刑不可误，误即干人命。用药亦然，一误即便隔生死。然刑有鞫司，鞫成然后议定，议定然后书罪；盖人命一死，不可复生，故须如此详谨。今医人才到病家，便以所见用药。若高医识病知脉，药又相当，如此，即应手作效。或庸下之流，孟浪乱投汤剂、逡巡便致困危。如此杀人，何太容易！世间此事甚多，良由病家不择医，平日未尝留心于医术也，可不惧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