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孔子以为不可。齐宣王欲毁明堂，孟子以为不可。夫具饩羊而不存夫礼，则不如无饩羊；有明堂而不知其政，则不如无明堂。古之人何眷眷于此而独以为不可耶？予尝论之曰：“彼其不知其礼其政，然犹有先王之物存焉，则肆其情者犹将有所碍也。苟取饩羊而去之，取明堂而毁之，其所以碍人之情者既不复存，则荡然无所限制，纵意肆欲，将何所顾忌耶？”今夫法之设，以迹绝私也。事私行于无形，而人莫得见其情。故圣人设法以为寓公之具。寓公者有具，则戾公者有形矣。
春秋之世，诸侯相与削去周书之籍。夫何仇而为此？直恶夫行私之有形耳。后之君子不知夫法可以碍行私者之情，以为任法不若任人，于是取天下之法而罢之。为用刑之说，则曰无为刑辟，议事以制可也。为用人之说，则曰毋拘定制，见贤而用可也。夫使朝廷常清明，大官常得人，则法之所在，循之可也，立之亦可也。不幸而有纵情以行私者出焉，前无所顾，后无所忌，喜怒予夺，惟我所欲，则典刑之坏，必于是焉始矣。盖昔者裴光庭之设循资格，而张九龄极论其弊。及其为相，一切罢之。其意盖以奖拔人才、激厉士气，且使不得执法以徼其上，而权之出于朝廷也。吁！孰知是法之废，而朝廷始无所守，荡然得以肆其情耶！
尝观明皇开元之初，资格未废之际，以苏廷硕之能，明皇欲大用，必问宰相：“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书，其果宜乎？”宰相以为：“惟贤是用，何资之计？”明皇乃敢从之。李元之才，公卿交荐籍甚，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书。斯未为骤进也，然宰相以其资薄，止拜侍郎。夫以苏廷硕、李元卒为宰相。虽使当时擢自众人，以管机政，未为过也。又况一自工部而拜中书，一自侍郎而拜尚书，非躐等也。然必问大臣，许而后授之，不许则不敢也。盖其法度，人臣哮显谟谧矢瘢而不敢忽也。及其惑林甫之奸，欲相牛仙客，则自河湟使典擢班尚书。遂不复计资。而九龄虽哮暇≈遥援故事而且不听矣。明皇即政之初，其资格虽毫厘必计；而其终也，虽尊卑疏戚，颠倒易置，而有所不恤。岂非资格一废，彼固得以肆其情而无所碍耶？本朝李定以资浅入台，事最细也。若未害治也，而宋敏求不奉诏，苏颂又不奉诏。夫亦审诸此而已耳。
用人以资，则盛德尊行、魁奇俊伟之士，或拘格而迟回焉。张释之十年不得调，扬子云官不过执戟是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