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汉宣帝时，大司农耿寿昌奏立常平法。籴三辅近郡粟以给京师。岁省关东漕六十三万人。又曰：“令边郡皆筑仓，以谷贱时增价而籴，贵则减价而粜。”当时民皆便之。寿昌至爵为通侯。而萧望之乃非之。元帝时，在位诸儒又非之，并与盐铁愿罢，以为毋与民争利。元帝亦听用其说。终汉之世，不行一常平也。寿昌既以便民，而望之诸儒乃以为与民争利。愚于此未尝不窃疑之。及为之反复其故，而参之以当世之变，然后始知望之诸儒之议，果非迂阔而不切事功者。
盖君子之于天下，法必虑其所终，行必稽其所弊。事固有利在一时而害在万世者。彼常平之法，大抵利于丰稔而不便于荒歉之岁。而神爵、五凤间，谷石五钱，县官常增价而籴之，岂不便于民？及元帝即位，谷石乃至三百余。丰凶之不常，如此而官吏奉行，所谓增价损价，安保其必如寿昌乎？《禹贡》之法，在禹行之则善。其后也，莫不善于贡矣。盖禹虽立为九等，然有所谓错出者，故能无害。后世执之以为常，不复知所除，则其病民为始甚。今使县官与民为市，倘非贤官吏，大率皆知责其所入之多。所给之直，未暇问也。就使增价而籴，亦有其名耳。给直不时，使民诉而得之，往往费一而得二。所增何补？望之之说曰：“筑仓治船，费直二万万余，有动众之功，恐生旱气，民被其灾。”望之之非寿昌不在是也。曰：“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，其深计远虑，诚未足任。”愚独谓此语最为得之。侧闻国朝熙宁中，司马温公论青苗之弊，因曰：“太宗皇帝平河东，立和籴法。是时斗米十余钱，草束八钱。民乐与官为市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，遂为河东之患。臣恐异日之青苗，犹河东之和籴也。”望之之意，得无与温公类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