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十 书生太高公卿太卑

    天下之利害，其议论相持而不定者，皆起于书生徇名而过高，而公卿大夫徇利而过卑。徇名而过高，则必将措于古，举夫事尽如吾意而后慊；徇利而过卑，则苟无病于吾身，而非须臾之急者，皆略之而不暇计。是故书生之论，患在于责治之已详，而公卿大夫之论，患在于论治之已卑，果不知何时而定也。

    昔者汉文帝时，干弋戢息，刑措不用，帑廪之间，贯朽粟陈，而家给人足周于天下。盖三代以还，治之至盛者也。而贾谊乃曰：“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。”于是有“流涕”、“痛哭”之说，有“厝火积薪”之说，凛凛乎若危亡之忧近在朝夕者，何耶？唐文宗时，藩镇方命于外，阉寺挠权于内，王威不行，皇纲日隳，鸣煤跚饔诖蠡导乱之域。而牛僧孺乃曰：“太平无象，今四夷不内扰，百姓安生业，私室无强家，上不壅蔽，下不怨，虽未及至盛，亦足为治矣。”其言似以文宗为既治，又何耶？贾生之论过高，而责治为已详；牛僧孺之论过卑，而失之于可为而不敢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