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之兵，固不足以御外侮，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。自屠割其民，而力受大爵，膺大赏，享大名，瞷然骄居，自以为大功者，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。虽然，彼为兵者，亦可谓大愚矣。月得饷银三两余，营官又从而减蚀之，所余无几，内不足以赡其室家，外仅足以殖其生命，而且饥疲劳辱，无所不至，寒凝北征，往往冻毙于道，莫或收恤。其无所赖于为兵如此也，然而一遇寇警，则驱使就死。养之如彼其簿，责之如此其厚，自非丧心病狂，生而大愚者，孰能任为兵矣？迨闻牛庄一役，一战而沮，为之奇喜，以为吾民之智，此其猛进乎！至于所谓制兵，养虽愈簿，然本不足以备战守，又不足论。且其召募，皆集于临事，非素教之也。敌既压境，始起而夺其农民之耒耜，强易以未尝闻之后膛枪炮，使执以御敌，不聚歼其兵而馈械于敌，夫将焉往？及其死绥也，则委之而去，视为罪所应得。旌恤之典，尽居具文，妻子哀望，莫之过问。即或幸而不死，且尝立功矣，而兵虽稍解，遽遣归农，扶伤裹创，生计乏绝，或散于数千里外，欲归不得，沦为乞丐，而杀游勇之令，又特严酷。吾初以为游勇者，必其兵勇之逃亡为盗贼者，然不得为盗贼之证也。既乃知不然，即其遣散不得归者也。今制：获游民，先间其曾充营勇否，曾充营勇，即就地正法，而报上官曰﹕杀游勇若干人。"上官即逛以为功，所谓游勇者而已矣。呜呼，吾今乃知曾充营勇为入于死罪之名！上既召之，乃即以应召者为入于死罪之名，是上以死罪召之也。．设陷阱以诱民，从而掩之杀之，以遇禽兽或尚不忍矣，奈何虐吾华民，果决乃尔耶！杀游勇之不足，又济之以杀"会匪"。原"会匪"之兴，亦兵勇互相联结，互相扶助，以同，惹难耳。此上所当嘉予赞叹者。且会也者，生人之公理不可无也。今则不许其公；不许其公，则必出于私，亦公理也。遂乃横被以"匪"之名，株连搜杀，死者岁辄以万计。往年梅生、李洪同谋反之案，梅生照西律监禁七月，期满仍逍遥上海，而中国长江一带，则血流殆遍。徙自虐民，不平孰甚！况官吏贪于高擢，贱勇涎于厚赏，于是诬陷良民，枉杀不辜，蔑所不有矣。凡此皆所谓弈也。彼其治天下也，于差役亦期类也。既召而役使之矣，复贱孱之，蹴踏之，三代不得同为良民，着有令甲。且又不唯兵与役之为阱也，其所以待官待士待农待工待商者，繁其条例，降其等衰，多为之网罟，故侵其利权，使其前跋后〈踱〉，牵制万状，力倦筋疲，末由自振，卒老死于奔走艰蹇，而生人之气，索然俱尽。然后彼君主者，始坦然高枕曰："莫予毒也已。"此其阱天下之故，庄所谓"游于羿之彀中"。中央者地也，然而不中者命也，今也不中者谁欤？君主之祸，所以烈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