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邱子曰：圣人劳而天下宁，贤人劳而天下理，噪人劳而天下竟，魗人劳而天下耻。孟子曰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跖之徒也。”夫舜之徒亦鸡鸣而起，跖之徒亦鸡鸣而起；舜之徒亦孳孳，跖之徒亦孳孳，宜其在伯仲之间矣，然而若霄壤隔焉，若冰炭之不可以同器而藏焉，若朝菌之于冥灵、蜉蝣之于龟鹤焉。因是以思：与舜之徒钧其劳者，有本故也；与跖之徒钧其劳者，无本故也。有子曰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如之何其可以无本也？
尔乃天人弗析，古今弗蓄，是非善败弗断，轻重缓亟弗熟。未尝析之，强欲举之；未尝蓄之，强欲吐之；未尝断之，强欲成之；未尝熟之，强欲精之。尔乃卒不能举之、吐之、成之、精之，则又歧其识，诡其情，多其数，耸其名，小其察，苛其比，腾其顽，固其鄙。昔秦皇以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，孰与禹惜寸阴、文弗暇食矣乎？苏秦、张仪学纵横之术，至掘地为坎下说，令鬼谷泣沾衿，孰与孔绝韦编、孟断机杼矣乎？语曰：“二人异路，东趋西步。千里之行，不相知处。”是故禹、文劳而淳意得，秦皇劳而天地盲；孔、孟劳而大道白，苏、张劳而人物贱。然则秦皇之道何道也？是吏胥之道而已矣。苏、张之道何道也？是妾妇之道而已矣。
吏胥之道在文深，文深之道在法厉，法厉之道在斫性。妾妇之道在容悦，容悦之道在粉饰，粉饰之道在欺天。是故天子以吏胥之道治天下，是帅天下之人材为吏胥而已矣；大臣以妾妇之道治天下，是帅天下之人心为妾妇而已矣；天下之人材为吏胥，是以簿书期会为文经武纬而已矣；天下之人心为妾妇，是以声音笑貌为臣忠于孝而已矣；以簿书期会为文经武纬，是终日钩稽，终日奔走，手提足转，目竭耳疲，而不可裨于社稷苍生而已矣；以声音笑貌为臣忠子孝，是终日揣摩，终日曲折，俯拾仰取，左萦右度，而不可对于上下神祇而已矣。
是故君子不贵无根之木，不贵无翼之飞，不贵无本之劳，贵有本而事物得其归。所谓有本而事物得其归者，簿书期会之外有规摹焉。《诗》《书》载籍，益其智也，于是乎可为博物多文之人；天地民物，大其担也，于是乎可为戡乱致治之人。为博物多文之人则不陋，为戡乱致治之人则不窘。不陋不僒，然后毋为吏胥之人材，然后毋为吏胥之天下。声音笑貌之内，有骨理焉：发强鲠固，直其气也，于是乎可为犯颜敢谏之人；沈静专一，矢其衷也，于是乎可为仗节死难之人。为犯颜敢谏之人则不萎，为仗节死难之人则不辱。不萎不辱，然后毋为妾妇之人心，然后毋为妾妇之天下。
孔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故自三代之衰，讫于汉、唐、宋、明，然而累朝皆有文学、幹济、骨鲠、节义之人。析言之，则汉之兴也，文学多于幹济，节义多于骨鲠，而幹济、骨鲠时亦有之。唐之兴也，文学、幹济多于骨鲠、节义，而骨鲠、节义时亦有之。宋、明之兴也，文学、骨鲠、节义多于幹济，而幹济时亦有之。总言之，则累朝时亦有吏胥、妾妇其人者。然而文学、幹济多于吏胥之材，骨鲠、节义多于妾妇之心。是何也？考其上之所以鼓天下者，不以吏胥、妾妇之道来；考其下之所以塞明诏而媚一人者，不尽以吏胥、妾妇之道往。是故汉、唐、宋、明之天下，清浊纯驳强半之天下也，然而君子犹取节焉。
且夫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瘢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是故君子静思天下风气之所萌芽，则由君诏其臣，师课其弟，父趣其子，兄约其季。不曰其它，曰文深而已矣，法厉而已矣，斫性而已矣；曰容悦而已矣，粉饰而已矣，欺天而已矣。是故其外如虎、如狐、如鬼、如神，其内如聋、如瞽、如枯，如癃。不知博物多文是何底里，不知戡乱致治是何材用，不知犯颜敢谏是何劲特，不知杖节死难是何忠赤；而喁喁然操其薄伎、鄙心、曲辞、左计，朝思之而夕以补，少为之而老不辍，一唱百和，道薄风颓，是恶得不变为吏胥、妾妇之天下也哉？
《书》曰：“我闻吉人为善，惟日不足，凶人为不善，亦惟日不足。”古之所谓凶人，我之所谓吏胥、妾妇也。毋为吏胥之天下，则刑政可理，礼乐可兴；不然，则大体不得不裂，元气不得不伤，四时百物不得不惨。毋为妾妇之天下，则天日可格，鬼神可享；不然，则内蛊不得不作，外侮不得不侵，九州四海不得不沸。是故吏胥劳则多事，多事则多窦，多窦则不可补，不可补则虽有善者无如之何；妾妇劳则多态，多态则多妖，多妖则不可凭，不可凭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《书》曰：“作德心逸日休，作伪心劳日拙。”於乎！伪不期劳劳自至，劳不期拙拙自至，拙不期坏坏自至，坏不期竭竭自至。危哉！危哉！如之何弗思哉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