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邱子曰：言行之际，善败之所由以起也。善败之际，古今之所由以分也。古之君子舍己从人，则使人言；使人言而底其实，则使人行，此天下所以多能言能行之材也。今之君子循例求言，则使人言；使人言而不解其何谓，则沮人行：此天下所以第闻言者之采，而不获享行者之福也。且夫言者，材之概也；行者，材之骨也。驭风霆者，言者之采也；补雨露者，行者之福也。如之何其使人言、沮人行也？岂唯沮人行，甚且然其所不然，使不能言、又不能行者行之。甚且夜气之萌，心知其所使非人，而冀幸其万一能行之。甚且骨鲠之臣，大声暴白其人之不然，而既使之行，则故示深重而毋更之。其在《小旻》之诗曰：“谋臧不从，不臧覆用。我视谋猷，亦孔之邛。”
是故使知天者言休咎，使贼心者造作祈祷以媚上帝，恶乎行？使知地者言险易，使眯目者指划形势以测四方，恶乎行？使知主术者言王霸，使漫无底里者左右侍从以辅台德，恶乎行？使知臣道者言忠奸，使别有肺肠者旦夕奔奏以裨世程，恶乎行？使知问学者言本末，使观文识字动辄错缪者总天下之大要，恶乎行？使知时务者言缓亟，使拘文牵义、苦无变化者掌天下之大故，恶乎行？使知人材者言高下，使徇情灭性、罔有顾忌者塞天下之清议，恶乎行？使知民风者言污隆，使偭规错矩、罔有检束者倡天下之不祥，恶乎行？使知兵者言奇正，使愚呆者帅戎行，使知刑者言生杀，使便佞者玩国典，恶乎行？使知教者言浅深，使粗丑者主训迪，使知养者言厚薄，使惨戚者理生聚，恶乎行？昔荀子曰：“使贤者为之，则与不肖者规之；使知者虑之，则与愚者论之；使修士行之，则与污邪之人疑之。虽欲成功，得乎哉？”韩非曰：“人主于人，有所智而听之，因与左右论其言，是与愚人论智也。有所贤而礼之，因与左右论其行，是与不肖论贤也。智者决策于愚人，贤士程行于不肖，则贤智之士羞，而人主之论悖矣。”是故此人言之，彼人行之，谓之傅会；一人言之，十人行之，谓之牵掣；不闻言而思之，闻言而又疑之，谓之桡滑；不能行而耻之，能行而又扼之，谓之倒颠；言不在吾睹记之内则骇，行不在吾绳尺之内则訾，谓之褊小；张所枝离者之莠言以敌名言，讳所亲爱者之秽行以敌芳行，谓之横突。言出于微末，则料其不行；出于贵显，则料其能行，谓之剽浮。言出于激卬，则料其不行；出于和同，则料其能行：谓之软熟。驾世俗之猜疑，以为优于言者短于行，乃至哂贤哲之风议为不足采，哂老成之画诺为不足凭：谓之顽疏。师叔季之便宜，以为古于言者梗于行，乃至薄载籍之遗文为不足道，薄祖考之彝训为不足陈，谓之狂剧。
其在《鹿鸣》之诗曰：“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视民不佻，君子是则是效。”是故成汤能行伊尹之言，武王能行吕望之言，小白能行夷吾之言，勾践能行范蠡之言，汉高祖能行子房之言，苻坚能行王猛之言，拓跋能行崔浩之言，唐肃宗能行李泌之言，柴氏能行王朴之言，蒙古能行耶律楚材之言，明太祖能行刘基之言。其言行，则其君特；其君特，则其国昌；其国昌，则其馨闻至今。其在《抑》之诗曰：“诲尔谆谆，听我藐藐。匪用为教，覆用为虐。”是故夏桀不行伊尹之言，商辛不行祖伊之言，虞公不行宫之奇之言，夫差不行伍员之言，楚怀王不行屈平之言，项羽不行范增之言，汉文帝不行贾谊之言，唐文宗不行刘蕡之言，宋神宗不行苏轼之言，孝宗不行陈亮之言，明建文帝不行卓敬之言。其言不行，则其君不特；其君不特，则其国不昌；其国不昌，则其垢辱至今。
岂惟君哉，君犹屋也，相犹柱也；君犹舟也，相犹楫也。欲栖其屋视其柱，欲操其舟视其楫。是故天下之言，不贡于君，则贡于相；天下之行，不柄于君，则柄于相。昔汉祚延于诸葛亮，以亮贤相故也。亮曷贤乎尔？考其为人，集众思，广忠益，俾群下毋远小嫌，难相违覆。故亮之言曰：“初交州平，屡闻得失。后交元直，勤见启诲。前参事于幼宰，每言则尽；后从事于伟度，数有谏止。”此亮所以祚汉也。宋之祸，胎于王安石，以安石愎相故也。安石曷愎乎尔？考其为人，性强忮；及议变法，在廷交执不可，横出己意，众不能诎。故刘挚劾安石之言曰：“忠厚老成者，摈之为无能；侠少儇辩者，取之为可用。守道忧国者，谓之流俗；败常害民者，谓之通变。”此安石所以祸宋也。夫群下恃亮之贤，则其言行；其言行，则其相特；其相特，则其君特；其君特，则其国昌；其国昌，则其馨闻至今。在廷不胜安石之愎，则其言不行；其言不行，则其相不特；其相不特，则其君不特；其君不特，则其国不昌；其国不昌，则其垢辱至今。
是故言行者，天下人物贤否愚俊之符也。君相者，天下言行动止起讫之楗也。古有能言能行之材，而今无有，君相之羞也。今有能言能行之材，既荧惑之，又沮格之，史乘之讥也。是故君子镜心以知己，镜己以知人，镜理以知言，镜言以知行。圣贤之言如山斗，豪杰之言如鼎钟，忧患之言如药石，聪察之言如权衡。山斗之言不行，则乾坤息；鼎钟之言不行，则君父贱；药石之言不行，则隐痛结；权衡之言不行，则公义削。《书》曰：“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”今有敷奏而无明试，功何有焉？
且夫以功则古者，禹、皋、伊、傅其最矣；以言则古者，仲尼、子舆其最矣。仲尼不得已而有《论语》，子舆不得已而有七篇，匪能言之、不能行之也。仲尼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子舆曰：“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哉？”悲夫！有禹、皋、伊、傅之才，而天扼之以不禹、皋、伊、傅之运，而人待之以不禹、皋、伊、傅之礼，大而枭者能剉之，小而陋者能侮之，智而妒者能梗之，愚而疑者能持之。然而仲尼纯如也，子舆豁如也。河之大也，以昆仑为源，以海为委。仲尼、子舆之大也，以二帝三王为源，以千世百世为委。是故前乎仲尼、子舆而辅世长民者，则皆《论语》之脉落也，则皆七篇之脉落也。后乎仲尼、子舆而尊主庇民者，则皆《论语》之绪馀也，则皆七篇之绪馀也。是故仲尼、子舆之言，其得行于往古来今也，犹其得行于仲尼、子舆也。此仲尼、子舆不死之精神也。往古来今之人，其有功于天下国家也，犹其有功于仲尼、子舆也。此仲尼、子舆不死之天地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圣谟洋洋，嘉言孔彰。”仲尼、子舆则得之矣。而窃怪当时亲戚君臣上下策蹇驴而罢骐骥，宝鸱枭而厌凤皇，独何心哉？独何心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