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天演以言治者，知人心之有善种，而忘其不能无恶根。善可演也，而恶亦未尝不可演，此其蔽固矣。然而其蔽不止此。挽近之言天演者，达尔文为之倡。顾达尔文专以明世间物类之所以繁殊，与动植之所以盛灭，其书具在，而最为时人所称述者有二义焉：曰物竞，曰天择。物竞者，物各争存也；天择者，存其最宜也。树艺軗养之家，本其理而施以为术，农桑牧畜之事，遂日骎骎。于是谈治之家，以谓是道也，用之动植二者之间，既各得所愿矣，然则牧民之道，又何独不如是乎？鼓之以物竞，而使最宜者存，则阳长阴消，其势自必极于郅治而后已。此其愿虽宏，而见理又不能以无蔽也。今非谓如卮言之所云云，择种留良，其事之必有所窒也。今之为蔽，将其术虽无所窒，而用之者又未必即得其所期也。夫宜之为言，岂有定程哉！强弱善恶将皆各有所宜，亦视其所遭焉以为断耳。吾人处今日之时与境，以如是身，人如是群，是固有其最宜者。而今日之最宜，即今日之最善者也。于是拘虚笃时，遂谓最宜最善为同物，而不知情随事迁，浸假而今之所善，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。即动植二物以明之：假使今之北半球温带之地，转而为积寒之墟，则今之楩、柟、豫章皆不宜，而宜者乃蒿蓬耳，乃苔藓耳。更进则穷发不毛，童然无有能生之者可也。又假使更数千万年，而此变为赤道极热之区，则其最宜者，深箐长藤，巨蜂玄蚁，兽蹄鸟迹，交于国中而已耳，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响之最善者哉！动植如是，人亦宜然。故曰宜无定程，亦视其所遭以为断耳。彼以天演言治者，以他日之最宜，为即今日之至善，等而一之，夫岂非蔽欤？
今夫人既相聚以为群，虽有伦纪法制，行乎其中，然而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。盖群理虽异于禽兽，而孳乳寖多则同。生之事无涯，而奉生之事有涯，其未至于争者，特早晚耳。争则天行司令，而人治衰，或亡或存，其存者必其强大，此其所谓最宜者也。当是之时，凡脆弱而不善变者，则不能自致于最宜，而日为天行所耘，以日少日减。故善自营者常利于存；不善自营者常邻于灭，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。治化愈浅，则天行之威愈烈，此其事殆相为消长者欤！唯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。理平之极，则治功独用，而天行无权。当此之时，其宜而存者，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。德贤仁义，其生最优，故在彼则万物相感相攻而不相得，在此则黎民于变以时雍；在彼则役物为己者强，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。排挤蹂躏之风一变而为立达保持之隐。且斯时之存，不仅其最宜者已也。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，皆为致其所宜，而使之各存焉。故天行任物之竞，以致其所为择；治道则以争为逆节，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。圣人既竭耳目之力，胼手胝足，合群制治，使之相养相生，而不被天行之虐矣。则凡游其字而蒙被庥嘉者，当思屈己为人，以为酬恩报德之具。凡所云为动作，其有坏伦纪、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，皆以为不义而禁之。设刑宪、广教条，大氐皆沮任性之行，而劝以职分之所当守。盖以为群治既兴，人之各享其乐业安生之福。既有所取之以为利，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。不得仍夫初民之旧贯，使群道涣，而颓然复返于狉獉也。
复案：刘梦得《天论》之言曰：「形器者有能有不能。天，有形之大者也；人，动物之尤者也。天之能，人固不能也；人之能，天亦有所不能也。故天与人交相胜耳。天之道在生植，其用在强弱；人之道在法制，其用在是非。阳而阜生，阴而肃杀，壮而健，老而耗，气雄相君，力雄相长，天之能也。阳而树艺，阴而揫敛；斩材窾坚，液矿硎铓；义制强悍，礼分长幼；右贤尚功，建极闲邪，人之能也。故人之能胜大者，法大行，则是为公是，非为公非，蹈道者赏，违道有罚，天何予乃事耶！法小弛，则是非驳，赏不尽善，罚不尽辜。人道驳，而天命之说亦驳焉。法大弛，则是非易位。义不足以制强，刑不足以胜非，而人能胜天之具尽丧矣。故曰：天之所能者，生万物也；人之所能者，治万物也。」案此其所言，正与赫胥黎氏以天行属天，以治化属人同一理解，其言世道兴衰，视法制为消长，亦与赫胥黎所言，若出一人之口。至谓天道之用在强弱，人道之用在是非，则与论五以下，所谓古今诸以神道设教者，皆不得已而为天讼直之故，尤为证彻本原也。又其后篇云：「旅者群适夫莽苍，求休乎茂木，饮乎水泉，必强有力者先焉，虽圣且贤莫能竞也，斯非天胜乎？群次乎邑郛，求阴乎华桴，饱于饩牢，必圣且贤先焉，虽强有力莫能竞也，斯非人胜乎？苟道乎虞芮，虽莽苍犹郛邑也；苟山乎匡宋，虽郛邑犹莽苍也。是一日之涂，大与人交相胜矣。」此其所谓莽苍，即赫胥黎所谓草昧之世；所谓郛邑，即其文治之时，其所论天人相胜之间，与赫胥氏尤为若合符节。地暌七万余里，时隔千有余年，而所言相合如此，故备录之，以为观者互考焉。
又案：前论皆以尚力为天行，尚德为人治。争且乱则天胜，安且治则人胜。此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之天，以欲属之人者正相反矣。朱晦庵之序《中庸章句》也，曰：「心之虚灵一而已矣，而有人心道心之异者，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，莫不有是形，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；亦莫不有是性，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二者杂于方寸之间，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则天理卒无以胜人欲之私。必存养省察，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，则动静云为无过不及之差矣。」此与斯多噶分性为二，有其粗且贱者，有其精且贵者，又若相合。但斯多噶精且贵之中尚有最精最贵、清净之理而已。通而论之，中外古今言天人之际者，不外二家，一出于教，一出于学。教则以公理属天，私欲属人；学则以尚力属天，而尚德属人。言学者在在期于征实。故言天也，不能舍形气；言教者，言言期以于持世，故不能外化神以言理。然而治化虽为人事，而推其原则亦属天行；好德虽由降衷，而显诸用则皆根人见。不本天赋，则无以动其几。抑人之所善所恶，又未必即天之所善所恶也。故赫胥黎氏又谓：「天者有理而无善。」陆子静亦云：「性无善无恶。」斯言也盖近之矣。是故知其大本，则孟子性善之言未必是，而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论亦不必非。伪者，人为，以别于性而已。
诚皆起义不同，而言各有攸当者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