衰周之季，道术分裂，诸子蜂起，判为九流十家，惟其意在偏胜，故析理尤精，而述情尤显。其中理之言，往往足以补经义，［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，尚未尽诸子之用］应世变，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，故诡僻横恣，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。即如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墨子贵兼，料子贵别，王廖贵先，兒良贵后，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，适秦则为小儿医，聊以适时自售耳，岂其情哉？自汉武始屏斥百家，一以六艺之科为断，今欲通知学术流别，增益才智，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，未尝不可兼读诸子，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。刘向论《晏子春秋》曰：“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合于六经之义。”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。［汉书艺文志曰：“若能修六艺之术，观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”意与此同］盖圣人之道，大而能博，因材因时，言非一端，而要归于中正。故九流之精，皆圣学之所有也；九流之病，皆圣学之所黜也。
诸子之驳杂，固不待言，兹举其最为害政、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。如《老子》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，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，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。《庄子》齐尧、桀，黜聪明，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，楚之存不足以为存［此不得以寓言为解］。《列子·扬朱》篇，惟纵嗜欲，不顾毁誉。《管子》谓惠者民之仇雠，法者民之父母，其书羼杂伪托最多，故兼有道、法、名、农、阴阳、纵横之说。《墨子》除“兼爱”已见斥于孟子外，其“非儒”“公孟”两篇至为狂悍，“经”上下、“经说”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，虽略有算学、重学、光学之理，残不可读，无裨致用。《荀子》虽名为儒家，而非十二子，倡性恶，法后王，杀诗、书［读隆杀之杀］，一传之后，即为世道、经籍之祸。申不害专用术，论卑行鄙，教人主以不诚。［《韩非子》及他书所引］韩非用申之术，兼商之法，惨刻无理，教人主以不任人，不务德。商鞅暴横，尽废孝弟仁义，无足论矣。此外若《吕览》多存古事，大致近儒。《晏子》兼通儒墨，瑕瑜互见。［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］《战国策》考见世变，势不能废。［晁公武以《战国策》入子部，今入史部］孙吴、尉缭，兵家专门，尚不害道。［孙子，惟“用间”篇末有谬语，尉缭惟“兵令”篇末有谬语］尹文、慎到、鹖冠、尸佼，可采无多。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，鬼谷阴贼可鄙，皆不足观。又如《关尹子》多剿佛书，并有后世道书语；《文子》全袭《淮南》，皆出作伪。西汉儒家诸子，如贾长沙、董江都、刘子政，皆为儒家巨子，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最为纯正，《新书》已多残缺，《春秋繁露》精义颇多，惟董治《公羊》，多墨守后师之说，几陷大愚之诛，宜分别观之。《法言》文藻而已，《孔丛》、《家语》甚多精言，兼存孔门行事，虽有附益，要皆有本，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，未免太苛。道家如《淮南》，可资考古，闲有精理］大抵诸家纰缪易见，学者或爱其文采，或节取一义，苟非天资乖险，鲜有事事则效、实见施行者；独老子见道颇深，功用较博，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，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，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，软媚无耻之习，其害亦为最巨。功在西汉之初，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，是养成顽钝积弱，不能自振之中华者，老氏之学为之也。［“大巧若拙”一语最害事，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，若步天测地、工作军械，巧者自巧，拙者自拙，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？数十年来，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，皆为此说所误］故学老者病痿痹，学馀子者病发狂。董子曰：“正朝夕者视北辰，正嫌疑者视圣人。”若不折衷于圣经，是朝夕不辨，而冥行不休，坠入于泥，亦必死矣，不独诸子然也。
群经简古，其中每多奥旨异说，或以篇简摩灭，或出后师误解。汉兴之初，曲学阿世，以冀立学，哀、平之际，造谶益纬，以媚巨奸，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。如文王受命、孔子称王之类，此非七十子之说，乃秦、汉经生之说也，而说《公羊春秋》者为尤甚。［新周，王鲁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］乾嘉诸儒嗜古好难，力为阐扬，其风日肆，演其馀波，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，如禁方奇药，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。假如近儒《公羊》之说，是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喜也。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、纷歧莫定者，当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折衷之，《论》、《孟》文约意显，又群经之权衡矣。［伊川程子曰：穷得语、孟，自有要约处。以此观他经，甚省力。语、孟如丈尺权衡相似］道光以来，学人喜以纬书、佛书讲经学，光绪以来，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，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，故为此说以规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