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天下者，取天下相因之机，而握之自我，斯天下无难为之事矣。何也？天下之兵，胜与败相因也；天下之势，强与弱相因也；天下之物，贵与贱相因也。昔者越王句践，用范蠡以治兵，用文种以治国，用计然以理财。三人既用，而天下之机握之自句践矣。蠡知夫兵无常胜也，胜极而骄，骄极必败，故能因败以取胜。种知夫国无常强也，强极而盈，盈极而弱，故能因弱以为强。计然知夫物无常贵也，贵极而壅，壅极而贱，故能因贱以致贵。蠡种之事，人皆得而言之，独计然之书不传于世。姑就其治粟一端以揣摩之，而知其理财之道，与蠡之治兵、种之治国无以异也。计然治粟，以为俭岁之粟等于珠玉，勿与争也；及夫岁之既稔，粒米狼戾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浃稔之后，其势必至斗米千钱，而野有饿莩。此贱之所以为贵因也。知其相因之故，变而通之，则贵贱之机，有不握之自我哉？盖愚者观物，观其已然；智者观物，观其未然。愚者用物，用其所见；智者用物，用其所变。由粟而推之，而知夫奇货踊贵，必急舍之，度其必将复贱也；及其既贱，乘便而蓄，度其必将复贵也。计然七策，句践但用其五，越以大富，遂翦强吴而霸天下。夫岂有他谬巧？不过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以此两言，握天下贵贱之机于我而已矣。嗟夫，贵出如珠玉、贱取如粪土，因其贵而贵之，因其贱而贱之，以顺为因者，众人之所同也；贵出如粪土、贱取如珠玉，因其贵而贱之，因其贱而贵之，以逆为因者，计然之所独也。彼非逆也，其所谓逆者，物理之所必反、人情之所必迁、天道之所必复，愚者视以为逆，即智者所视以为顺。顺逆常变之间，自非计然，安能倒用其机，而使天下之财轮转毂，运于越国也哉？汉之任氏，其术亦若是矣：当秦亡之初，众人争取珠玉，任氏独窖仓粟。既而楚汉相距于荥阳，民不得耕，积珠玉者困饿无所得粟，尽以所积归之任氏。盖他人惟知贵出如珠玉，而任氏能知贱取如珠玉。贵出贱取，事虽各变，机实相因，此皆古今之通义，而非计然所创为。特计然观变最先，决机最迅，如矢石之发，发则必至；如鸷鸟之击，击则必获；如猛兽之搏，搏则必捷。此其所以与范蠡、文种灭吴而霸越也哉。白圭之乐观时变，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夫亦犹是因也。所谓因者，因地而变，因时而变，因人而变，三者而已。不知机不可与言变，不知变不可与言因，故其言曰：智不足以权变，仁不足以取予，勇不足以决断，强不足以有守，虽欲学吾术，吾不以告之矣。噫嘻，因之为道，神禹所以治水也；仁智强勇，孔颜所以为圣贤也，而任氏白圭之流以之治生，范蠡以之治兵，文种以之治国，计然以之理财。由此观之，理财非贱丈夫事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