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乐谢枚如□□章铤《与魏子安书》中有云：「窃以古文一道，结于篇幅者为气体，见于字句者为义法。诚能服膺古人，而又能好学深思，则气体未有不高，义法未有不精，然亦有时不尽如吾意者，则往往为篇目所窘。赠序盛于唐，字说盛于宋，寿序盛于明，而寿序尤为不尊。何则？赠序、字说尚从我说，寿序多从人说，其体与谀墓相等，故能手不得已，则通其法于传志，胪列其人之生平而称道之，然亦稍去其滥而已，究不免和光通融之意，是以不贵也。有韵文至戏曲极矣，无韵文至八股极矣。元明以来，别集深书大刻森然，为传奇作序者甚少。至于八股，则饰之曰为圣贤立言，不禁谆谆乐道，如艾千子、曾弗人集，十居其五，噫！果信八股为不朽乎。夫唐人以诗赋取士，其载于《文苑英华》者尚多，然当时并未闻编为一集，郑重而序之者，则以其有所为而为之也。官文书别为一体，虽有高才，不能不遵令甲，虽有绝艺，不能不循时式。古人亦有时编之文集，如刘歆《移博士文》，韩退之《复雠议》等，类皆当时官府文字，然去古未远，其体尚雅。至后世则不无近俗之嫌，苏子瞻《表忠观碑》全录《赵清献奏议》，首以『臣忭言』，终以『制曰可』，则非当时之式矣。秦汉以后章奏，羣臣无不称姓。其制诏或曰敕，或曰旨，其言甚伙，亦无单曰可者。苏公殆嫌其不古，而文之以《史记》之法，然取他人之章奏入己文，则可以翦裁，我自为官文书，万不能不从俗，则留之尤宜慎也。故铤于集内此三体，欲存其精实而有关系者，其余概归外编，庶几气体义法之间，可以两无憾乎。古来官制科目，与今率不相符。以巡抚为中丞，谓知府为太守，稽之往秩，大抵不合，而莫甚于举人曰孝廉，贡生曰明经。文中偶尔从众，殆亦无妨，若立题，则似乎不可。拟赋盖起于挽近，唐以前未有闻焉。《月赋》假借仲宣，《雪赋》托名枚叟，此亦子虚、无是之类，引古发端，非拟其体也。古人拟体多施之诗，《文选》所载，或曰『代』，或曰『拟』。其后乃有见之文者，有见之赋者，然颇游戏，至为古人补作。如集中萧何、尉佗二书，此束广微《南陔》、白香山《汤誓》遗意，然亦非正轨所系，置之外集为宜。《代秀潜祭外姑文》、《致嘉义学书》，一情颇虚，一事颇猥，不存可也。若篇末所附评语，则允宜删削。古文为立言一端，不轻许人，亦不轻受人许，况其人又非专家乎！铤最笑吴天章诗集，缕载阮亭揄扬之说，近日刘才甫于古文极自负，亦蹈此习。不知纸尾学问，全谢山以讥何义门，眉批旁注，此时文面目耳，非法也。」又《致王霞举书》中有云：「窃谓国朝此道甚衰，虽飙驰电涌，争欲名家，然而言体格者，局于八家虚腔，湿鼓无音，巨瓠不实，夸才学者，类于注疏习气，贪多务得，神骨不清。又其甚，则鼓之以刧笔，润之以卮词，张皇佻巧而入于小说。作者虽多，大抵此三派尽之矣。」又记客中所得近人诗文集云：「言中有物，非烦征博引之谓，贵得其大意，所谓言近而旨远也。若今之考据家，第可谓之字中有物而已，其非古文之正轨矣。」又《抑快轩遗文稿跋》中有云：「近日古文有桐城派，有常州派，申耆盖常州派之铮铮者。其论义法，于望溪颇致微词。予尝谓起承转合，提顿呼应，此陋儒以之谈制艺者，自茅鹿门以逮林西仲，乃以此治古文。童稚抱书，先入为主，异日行文之不振，未必不由于此。夫在心为义，出手为法，义以征其见解之浅深，法以验其笔墨之工拙，义为主，法为副。今则置精义于不讲，而诩诩然曰：是必有法，必如是起，必如是合，必如是提，必如是应。是若筑室然，门庭之不辨，奥窔之不分，而惟间架是问，间架虽工，而得为成室乎。是则不知义法而言义法者之过，望溪不任咎也。《易》曰『言有物』，又曰『言有序』，有物则不患无义，有序则不患无法。几曾见成家之作，振笔而起，神明变化，若断若连，而有牛头马脯，郢书燕说，首尾支离，不相照顾者哉！故予论文不喜言法，尤不喜以时文法言古文法。」又《答黎生书》中有云：「有意为古文，殊为难得古文之义法，及所以致力之处。自韩柳以来，言之详矣，皆甘苦自得之言也。若其所从入之途，则似当以韩为大宗。韩文彻上彻下，上可以通《史》《汉》六朝之消息，下可以括宋、元、明诸作者。今之所谓八家、十家等种，中惟柳与韩敌，余皆分韩之一体，欧、苏、曾、王，无不在牢笼中，又何论震川、桐城乎！若窥之于上，韩于班氏得力少，于史公则所得多。至碑铭之沉博绵丽，则更能以司马之气，运马、扬、崔、蔡之词，而六代之菁华，莫不奔凑于笔下矣。故朋友间论及古文，仆辄举韩为圭臬。先由韩治气体，求义例，视其操纵起伏，离合出入之故，则庶几大段不失之远。然后再视吾性之所近，与吾才之所能为，为精进之变化，所谓能入当求能出也。」云云。文均见《赌棋山庄文集》。声木谨案：□□所论古文及编集之法，亦颇见苦心经营，可为后人研究参考之用。然其大旨，在避免「义法」二字，而又自云「先由韩治气体，求义例」，既无义法，有何义例之可求，未免自相矛盾。「法」字改为「例」字，尤属可笑。自桐城方望溪侍郎苞论文首重义法，后世遂以「义法」二字专属之桐城，殊不知义法本古人为文之本旨，岂侍郎别有义法，能传之后人耶。唐陇西李文公翱，亲受业于昌黎，非不知文、不能文者也，其《答朱载言书》中有云：「故义虽深，理虽当，词不工者不成文，宜不能传也。文、理、义三者兼并，乃能独立于一时，而不泯灭于后代，能必传也。」云云。文见《李文公集》。「义」即侍郎所言之义法，「文、理、义三者」，亦即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谓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之谓，桐城文学家岂有不师古人，师心自用，而妄为言论。即使师心自用，后人虽愚，亦何至羣相则效，视为为文之必要，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