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朝道光及光绪年间，吾邑有胡金两家，雅好藏书，胡家更兼及书画，实为吾邑盛事，兹录其事迹于后。桐城萧敬孚征君穆《庚子札记》云：「庐江胡双湖观澜，官苏州府知府，子砚农，名稷臣，官江西盐法道，有善政，工诗能书。家藏书籍古玩极多，名其楼曰藏书楼，有对联云：『罗四七宿于胸中，有惭先觉；插三千轴于架上，以裕后昆。』一时来往，皆当代名流。砚农死不过廿余年，其子孙不能守，悉市于人。其同邑黄仰范，名业良，向予云：『咸丰丙辰，其孙某，尚余米襄阳墨迹小楷手卷凡数丈。题跋始于宋徽宗，终于明代诸公，凡二三十家，中间王文成亦有手跋，皆可宝贵。后于矾山窑户，易矾三十六石。王，青阳人。此卷亦于贼中失之。』盖先质于黄君，黄君力不能购也。」云云。上海《时报·文艺周刊》中，有庐江金仲远上舍家骥《旧藏书目录序》云：「凡百玩好之物，苟胶于意，必病于心，唯书也独不然。然使其一往不返，徇乎名而不既其实，震乎外而无以得其内，则有所谓玩物丧志矣，吾未见其不病也。惟造其堂而哜其胾，顺乎自然之序而不役其心，于所不可知者，则虽日记千言，自可以万万无弊。余幼好书，甫就塾师时，即择其刻之精者支搁满案，而以时玩弄。既长，益整齐书帙，补葺蠹蚀，虽兼旬而不倦，盖天性然也。年来游学四方，得于经理者盖尠，部帙遂散逸而不可纪。今年端居无事，为之次其简端，各以类从。又作为目录一卷，上及乎圜天舆地之大，下及乎百工技艺之细，精通乎义理之绪，粗具乎考据词章之用，综六千余卷，大概略备。呜呼！以旧所藏而拟乎缙绅之家，十不得其一矣，拟乎石渠之富，百不得一矣。然使谓区区者不免于简略，则固不免于简略矣，而谓此区区者不适于用，则吾未闻古来博物君子能舍是而别骛者。即舍是而别骛，吾未见果衷于道者。何则？康庄之途非不广矣，即行车不过径寸之地；沧海之势非不大矣，而载舟不过寻尺之水。彼夫嫏嬛之所聚，金匮之所积，古色斑斓，异香纷披，以之自衒于人则可矣，使谓以是适道，则吾恐精神恍惚而无所终极，心志淫惑而不可收拾，殆所谓弃其内而震乎其外，遗其精而猎其粗矣，故未能以彼而易此也。」又旧书跋尾云：「余既作书目之三日，部帙渐就整齐，而精神爽惑，恤恤然惫甚。窃自嚄曰：『是区区者，安知为谁经理也。夫天下之势，聚者不能不散，惟厚于聚者，斯其散愈速。余见夫缙绅之家，而知其所以聚，所以散矣。庸讵知余后之人，不将贫不能自存，而贱其值以售之耶？庸讵知不视为无足重视之具，任其朽蠹，或捆载而归之婚媾耶？庸讵知气数之难必，不更见夺于强有力者，而或自付于灰劫者耶？不特此也，庸讵知余之所为目录者，不及予身而即散耶？庸讵知余今日所经理者，不克日而即散耶？恃其不散，而散之机乘乎其后，当其散也，又安知所聚者之为何人耶。况余家所藏，近者三四十年，远者或百年，或二三百年，是值其将散之时也。值其将散，而斤斤焉以我与乎其间，曰慎毋或散也，我真愚人之心也哉！虽然，知其散而不能预为之聚者，势也，知其必散而不能任其即散者，又情也。盖时乎其聚，余则从而聚之，时乎其散，余亦安得而不散。其聚其散，在天者也，聚之散之，在我者也。安其在天者而尽其在我者，是又余所以次其目录之意，而固自安其愚者也。呜呼！余常求之古人之事，而有以处此矣。欧阳公《集古录》而凛凛于聚散之间，本朝纪文达公富于图籍而不用印识，若曰：『物不能常聚，有聚有散者，势也。聚于人而得其聚之所自来，吾滋戚矣。』吁，是古人之达也。」云云。声木谨案：《时报》记者附记云：「按金君家骥，字仲远，皖之庐江人。家世儒业，博闻强识，早游庠序，为上舍生。光绪辛丑卒，年三十七。记者识。」云云。胡君以生晚未得见，金君虽并世而生，亦未之见。二公事迹，当入本邑志书中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