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，著书八十六篇，而《七略》题之曰“道家”。然则商鞅贵宪令，不害主权术（见《韩非定法篇》），自此始也。道其本已，法其末已！
今之儒者，闻管仲、申、商之术，则震栗色变，曰：“而言杂伯。恶足与语治？”尝试告以国侨、诸葛亮，而诵祝冀为其后世。抑未知侨、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，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、申、商也。
然则儒者之道，其不能摈法家，亦明已。今夫法家亦得一于《周官》，而董仲舒之《决事比》，引儒附法，则吾不知也。
夫法家不厌酷于刑，而厌歧于律。汉文帝时，三族法犹在，刑亦酷矣。然断狱四百，几于兴刑措之治者，其律壹也。律之歧者，不欲妄杀人，一窃著数今、一伤人著数令，大辟之狱差以米，则令诛。自以为矜慎用刑，民不妄受戮矣。不知上歧于律，则下遁于情，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，日避吏议，娖娖不暇给。故每蔽一囚，不千金不足以成狱，则宁过而贳之，其极，上下相蒙，以究于废弛。是故德意虽深，奸宄愈出以暴恣，今日是也。
仲舒之《决事比》援附经谶，有事则有例，比于酂侯《九章》，其文已冗，而其例已枝。已用之，斯焚之可也！著之简牍，拭之木觚，以教张汤，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。后之廷尉，利其生死异比，得以因缘为市，然后弃表埻之明，而从縿游之荡。悲夫！儒之戾也，法之弊也。
吾观古为法者，商鞅无科条，管仲五五曹令。其上如流水，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。律不亟见，奚有于歧者？子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。”呜呼！此可谓儒法之君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