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四之中 居宠

    周亚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坚壁昌邑，出奇兵、绝饟道，此操必胜之计，不轻用其师必避无益之谤者也。然在事前观之，不救梁急有似乎怯于中而怠于事者，东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营便地者，虽亚夫用兵得法，守便宜亦坚，皆合乎大将之道与阃外之义，然朝议有服有不服，恐其制胜于此，未免伏患于彼也。夫甘茂息壤之盟，事几败而复正之，此人主之明，臣道之幸。景帝无秦王之哲，亚夫坚推毂之信，遂得三月成功。功已成矣而以失亲王之欢，生杀身之隙，所以后世将兵之臣常以周旋权贵为先务，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决，必俟中人之助。权贵亦以此掣任事之肘，窒其隙而蹈其瑕，不顾戎事之成败、兵机之疏密也。更有主听不聪，权奸在侧。若王守仁之事，宸濠已擒，诸奸佞欲以南巡为名因攘其功，又素与濠通金钱者多在黼扆左右，欲贷濠以绌守仁之赏。守仁深机曲算，日夜如对勍敌，迟留久之，然后濠得诛而身无事。嗟乎！人主日责帅以成功，大将日尽心以克敌，岂知既克之后，调停布置复隐若一敌国，祸福之几仅在毫发，幸则为守仁，不幸则为亚夫，此古今事内事外之臣所以抚心长叹息也。汉武帝末年，事事悔过，故卒令终而汉业亦长。霍光事武帝时极其敬慎，自废帝举帝后，行事错谬，志气昬怠，身虽获没，后嗣灭绝，称学识者无取焉。夫光以大臣受遗，政由己出，前后二十余年，若忧秉权日久不能无怨，惟有立君之后亟归政柄，若伊尹复辟岂忧不遂？乃以永远据势，为不可拔之基，储君既长，不行册立之礼，岂非欲待霍后之举子乎？英俊如云而取短小伛偻之蔡义以为汉相，岂非苟可颛制，不进贤德者乎？斯大谬矣。彼乘权借势之家，物力有余，志意奢泰，事权太重，卑贱侧目，奢泰日肆，子孙必不知礼法，侧目者多，怨家必疏其过行。彼之怨毒日积，此之防闲日疏，故过多而不可弭，衅大而不可泯，刻刻燕幕之下，事事积薪之上，一蹷之后，前徽尽丧，即尔朱荣高颎尚罹其灾，况童昬跋扈居之，必覆族矣。且多置亲党于朝，筦摄庶政于家，天下公器据为私物，把握甚坚，机械已熟，踞诸炉火之上，纳诸险阻之途，虽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，是以子孙他日之祸贸亲党此日之欢也。如此权势、如此祸胎，又何必皇后之父为蛇足？知盈虚消息者所不肯为，即好宠利者亦不必为也，而况君母之难发自床侧，弒后立后如易斧柯，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夺之魄矣。班氏赞曰，怀禄躭宠，渐化不祥。阴妻之逆，至子而亡。以其不学无术，未闻君子之道，故败坏至此也。虽然，元功之臣有诛而无绝，春秋之义则然，司马公兼责孝宣，不能如楚庄王全子文之后，又不蚤杀霍氏之权，二义凛然，千古不磨也。若崔浩长于谋略，挥霍有余，诚恳不足骤得君之欢心，终亦不免扞格，祸及其身，不待子孙，臣道所不取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