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贤论理，不至纯粹不止。至于已成之功业，亦随其时势节取之，所以诱天下之通才也。春秋之义，实与而文不与者，往往见于经。文之不与者，所以昭弥乱之义、先事之防也。曰实与焉者，所必序定乱之绩、后事之劝也。观孔子录管仲之功，即义例也。孟子鄙夷管晏，所谓论理之言，至于劝诱齐宣，则有合孔子取管仲之义。盖论道不观大指，拘泥章句，亦复无益于世。只管仲一人，孔孟各有低昂，似乎无定论矣。然而天下大乱，不可无长鎗大戟，斩艾芟除以成焕然一新之世，然后会儒者之说得行乎其间以为善后计。若天下未平，终于倾侧扰攘，土崩瓦裂，彼儒者当此，安能别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与其言哉？既食其功，又从而责备焉，拘简册之说，阻立功之路，使天下不复有泰定，亦学问之耻也。一部周易，止有过涉灭顶一爻为杀身成仁之义，余皆冒险犯难，忍诟受责以济屯蹇、致治平，故死生之际，持论不可太刻。后世诸儒论管仲者，舍显然可据之论语而称引春秋。按春秋之说不止一端，有云小白入齐为篡者，有云以国系小白为当立者。诸儒独取为篡之说，有以纠书子为得正者，有以去子称纠为罪齐大夫者，诸儒独取罪齐之说，何其责人者偏取，恕人者偏不取？则儒者之春秋，未必即游夏不能赞之春秋也。然则不如论语可据也，鲁人讨公子遂而录归父之善，虽罪人之裔，小善亦不可不录，所必广为善之途，使人勿自弃也。忠臣义士一念不安，未尝一刻忘诸心，必改其过，使无憾而后已。先轸所以君虽不讨，必自讨也。仇牧叱宋万，先儒诮产乳之犬不惮猛虎，伏鸡爱子投命搏狸，精诚之至知其不敌，而有必讨之心。荀氏父子，一生一死，先儒谓之异事同仁，盖以贤者死生莫不有益，无益而死犹无益而生也，惟荀息之事君子无取焉。献公废长立少，决彼一言，虽死于其位，乃以不正遇祸，义例所不取。其殊于齐襄庄二君之嬖，仅一闲耳。所以书于经者，取不食其言之义，非谓合乎臣道也。萧望之之死，古今共愤。然以理论，为大臣者，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？郑朋论许史子弟，其事原属可疑，盖真有气节之人，凡事量而后入，必不肯轻用其身，犯当道之怒。以草野之士，无故而指斥权戚，是轻用其身以期一掷者也。轻用其身者，奸人也，其情易见也。且真有学识，亦不肯上书自呈。凡上书自呈者，皆侥幸之徒也。况郑朋之书，倾侧之性炯然可见，望之不察，为其所中，遽欲引以为助，倾邪既露，然后绝之，正易所云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庸得免咎乎？且为大臣者，进退知几之说亦不可不朋也。望之既为石显所忌，罢其政事，当知元帝不可有为，引身高蹈，岂非伊尹告归之义？观其罢前将军诏书云，傅朕八年，无他罪过。今事久远，识忘难明。识忘难明一语，想亦显等裁定，留此疑案以箝制将来，望之曾来深观耶？区区欲白宿昔之事，遣子上书，何为也者？当封关内侯时，止宜受其食邑，不宜更受给事中之命，与石显同给事，尚欲有为哉？此二事者，不能为望之解嘲也。虽然，天下之事，有众人之是非，有一人之是非。众人之是非，事之常也；一人之是非，事之不常者也。如上二说，我知望之优为之，所以不能为者，无柰受遗之故，知元帝不可有为而辞之宣帝，何以副麟间列名，与临终深托之意，既受遗矣，不得不与戚党中官相持，持正必相忤，相怍必有一斥。既摈斥矣，在他人尽可超然远去，而受遗之事尚未告成，则受遗之心必不可安，故复自白，以自白而得罪。为望之者，前无可图之功，退非藏身之地，势必一死以终受遗之局，是望之之死，不在石显矫旨围第之日，而在宣帝弥留托孤之日矣。欲全其身，必贻后世讥评，有愧于经术；欲遂其志，又苦人主不断，莫竟其施为。孑然一身，枉道不可，尸素又不可，此其绝命之辰也。所以趣和药，不欲久留，岂畏对簿之辱哉？彼众人之是非，何可概论也！故为人君者，必有不言之听而后臣民之情始达于上。明孝宗语刘大夏曰，李梦阳指斥戚畹，语言狂易，朕不得已，下诏狱，比奏上，朕试问左右云何。应曰，付锦衣挞而释之。朕知此辈得旨即重责致死以快中宫之怒，使朕受杀直臣名。朕以故释梦阳复职。如孝宗者，所谓不言之听也。石显颇屈牢狱之语，与锦衣挞释同出一辙。孝宗察之，元帝不察，士之生世，固有幸不幸也。宋万之祸，生于博戏。博近于狎，故慢易之心生，一语相撄而弒事成，积慢易所致也。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，虽上之行于下，然其酿祸，亦复不小。故知上下之间，不可相戏，是以君臣为谑，礼经戒之。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守境，不时降光武，后永屡立功而衍无所建，遂见屏黜，一废二十余年。为衍计者，但当清静自守，省过思愆，读圣贤之书以进乎道德，摈纵横之策以远乎抢攘，则有司高其行，公卿慕其器，可以不仕即求仕，亦不患无成也。乃上书自直，坐朝士以蔽贤之过，坐人主以听谗之失，岂得为有道之士？人不知道，虽才何为？此光武所以终弃之而不惜也。若桓谭班彪，同未大用。谭以上疏言事多违上意，因而摈弃，固无足怪，若班彪者，其为窦融画策归汉，不可谓无行陈之功，章奏即称帝意，不可谓无左右之荐，且言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，上皆纳用其言矣，而三府屡辟，终于县令，此何故也？乃知遇合之际，亦甚难言。然彪居之甚安，谭则颇觉其屈，此亦二人优劣之别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