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之所以贵于物者，穷则彼此相恤，丰则勇于行义。仁义之心，无贫富皆有之。上之人不必刑政扰民，下之人不以衣食溺心，焉有不行仁义者哉！民间衣食所出，由农事也。文武天保以上，治内采薇以下，治外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。是以财用丰多，君可以供祭祀、养贤才，民可以给日用、美风俗。君能供祭祀，则阴阳调燮，灾害不生，人民蕃庶矣；能养贤才，则可立太平之基，俾万物得由其道，泽及四海矣。人生百事给足，则亲戚不相怨，强弱不相侵，人民和陆矣；举世财用不匮，则奸欺不作，刑辟可省，风俗敦厚逸乐矣。是以劝农之诗列于雅颂，藉田之法载诸外传，乡遂之言详于周礼，农功之期重于尚书。古人能重农事，故民生安乐，洽道极盛也。然民之力农又在君有善政，汉之初年，萧何曹参依日月之末光，谨守筦钥，因民之疾秦法，顺其所欲，与之更始。二人同心，此规彼随，是以政简刑清，举世乂安。班壹居于楼烦，以财雄边，出入弋猎，旌旗鼓吹，年百余岁以寿终。北方多以壹为字者，即一班壹，而四海之内，人之熙豫，物之充牣，不知当何如矣。古者养民之法具于井田，井田之义，其利有五。一曰勿泄地气，谓冬前相助犁田也；二曰勿费一家，谓田器相通也；三曰同风俗，谓同耕相习也；四曰合巧拙，谓共治耒耜也；五曰通货财，谓比耦相交，遂生恩义，有无可相通也。盖其田属公家，赋以与民上中下三等，三年一易其主，肥饶不得独乐，硗埆不得独苦，是以最为均平。迨乎暴君之取，不止公田，浸淫及于私田。污吏之取，不止什一，而有倍称之赋。要皆暴君发端而污吏缘以朘削，又加酷焉。故经界乱而民不能讼诸公，皆不肯尽力公田。久之，公家不能自耕，不得不授诸民，公田所以尽变为民田也。自此以后，民之失作业者有七事，民之就死亡者有七事。鲍宣封事，言之最悉，皆由井田废也。古者仓廪府库皆为民设，丰则敛之，凶则散焉。臧孙辰告籴，左氏以为礼，公羊谷梁讥其无备。讥其无备者，缘所从来讥之，先事之防也。既饥之后，则以告籴为礼，后事之救也。二义皆不可废也。亦有非水非旱而民乏食者，服虔曰，阴阳不和，土气不养，虽有麦禾而实不成。此又在为君者身自减损，开仓廪，赈困乏，不造邑，不修旧，而不可尽望诸邻国也。樊准曰，赈给每多虚名，不如募饥民徙就熟郡。此说似善，但所徙之地，何食以赒给，何地以区处？必也不夺土著之地，不侵土著之利，使至者加归，居者不扰，则准未之及也。又献帝之时，临轩作粥米，豆五升，得粥三盂，此最善矣。而郡县行之，必不如法。饥民受赐，必不核实，徒得上下相蒙以为故事，存虚名于文移之间，而不别生事端以扰不饥之民则为幸耳。又柳宗元书以为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。趣耕督获之使哗于村落，鸣鼓而聚众，击柝以宣令。小民之家辍饔飱以飨劳，常苦不暇。嗟乎，此犹其小者也。汉明帝时禁民二业，而有田者至不得渔捕，课民区种而吏举度田，欲令多租，至于不种之处，亦通为租。朝廷每下一令，其意非不善也，有司行之辄为民害，盖有利于民者，有司辄自专之而民莫敢问，其不利于官者，有司辄配之民间而私其赢余以自润，甚至惩官之贪而有所谴责，货赂上达，因而获免。既免之后，辄以所费配之民间，而民亦莫敢诉，无往而不为民害也。故明主必慎出令，至于有司所陈兴利之法，遗利之诛，尤不可听，惧与奸民奸吏为嚆矢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