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日偶考《尚书》如五器说，江氏王氏段氏孙氏皆主郑说，然郑音乃个切，惟见《集韵》所引，郑君不当言反切。江氏谓郑当读为铰，亦近曲说。段氏谓铰是鸟笼，下既有器字，则此不得云铰者，是也。郑训如谓以物相授与之言，盖以与字释如字，故《集韵》乃个切下云若也，若犹与也。王氏引之《述闻》谓如者与也及也，其说较诸家为直截。然以五器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器，亦属空言无徵。又谓如字蒙上文修字言之。果如其说，则五器当在三帛之下，不当间以二牲一死卿大夫士之挚矣。郑《注》谓授挚之器有五，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，器各异式，其言必有所本。《史记》、《五帝本纪》云，二牲一死为挚，如五器加一为字，则五器指授挚之器，盖无疑义。此谓修治公侯伯子男朝聘之五礼，躬桓信谷蒲，瑞节之五玉；赤缯黑缯白缯，玉之三帛；卿大夫羔膈二牲士雉一死之挚与授挚之五器，则文从字顺矣。惟五器为盛挚之物，故加如字以明之，若亦是五等之礼器，则以五玉三帛五器连文可也。至墨常谓五器即五玉，下云卒乃复，谓事毕而还之，然则如字又何解也。蔡沈乃妄移五玉至挚九字于协时月正日之上，而以修五礼如五器连文，其陋不足辩矣。
光绪乙亥（一八七五）四月初四日
《尧典》象恭滔天，滔天盖本作忄舀，或作讠舀，忄舀讠舀皆慢也，故《史记》作慢天。后涉下文浩浩滔天语，遂亦误为滔字。据《左传》昭二十六年官不滔之文，则滔忄舀字本可通，而下文既有滔天字，则此处必不作滔，此经典一定之例也。栖霞年廷相说经多不可训，而其解此经滔天谓本作忄舀，篆水天作，而作，二字相似，后人因下有滔天语，遂亦误倒作滔天，则说甚有理。盖静言庸违象恭而忄舀二语相对为文，静言即《秦誓》之论言，《公羊》引作挣言，《说文》引作巧言。庸者语辞，即《左传》庸何伤庸愈乎之庸，亦可作用。违者回邪也。静言庸违者，谓其言善而实违也。《史记》作善言其用辟，言字当略读，谓虽善言而其用实辟，辟同僻，僻亦邪也。象恭者，谓貌恭，故《史记》以似龚解之。象恭而恼者，谓其貌似恭而实慢包。合之即《皋陶谟》所谓巧言令色。以文从字顺求之，牟氏之说，不为无稽。今即不敢改变经文，但以滔作恼，训为慢天，于经恬已自惊然。天者上也，慢天即包慢君言之。孙氏星衍训天为性，转为偏迂。伪吼《传》谓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，则谬甚矣。乃徐文靖《管城硕记》据《竹书纪年》有共工治河之文，遂谓滔天即指其治河无效，而卢氏文招、梁氏玉绳皆取之，是何异郢书燕说也。
光绪乙亥（一八七五）五月二十七日
《书》、《尧典》之敬授人时，本作民时，卫包所改，段懋堂氏论之详矣。且引《正义》所载《洪范孔传》及《皋陶谟正义》以证唐初本尚作民时。今又得一证云，《隋书》、《天文志》言中宫六甲星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时，《晋书》、《天文志》作授农时。《隋志》成于高宗永徽时，《晋书》亦至高宗时始行，而一作人，一作农，可知当日所据《尚书》本尚作民，故史臣避讳，改之不一也。
光绪辛巳（一八八一）八月三十日
《书》之篇目。不可努言。伏生今文二十九篇，以连序一篇言之，则今文似无序，故不知有百篇也；以有《大誓》一篇言之，则《大誓》出武帝时，不应伏生便有也；以分《康王之诰》为一篇言之，则陆元朗明言欧阳大小夏侯同焉《顾命》也。段氏玉裁、陈氏寿祺皆言今文有序，陈氏列十七证以明之，朱氏彝尊亦言伏生二十九篇合序数之。然汉儒谓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，语见《论衡》、《正说篇》。又《汉书》、《刘歆传》言博士以尚书为备。（文选本误作不备。）则不知《书》本百篇，其为不见序甚明。俞氏正燮谓使西汉经有害序，则古文多出之篇，博士何以不肯立学？论最破的。故王氏鸣盛、戴氏震皆言今文无书序，序亦孔壁中所得，太史公从子国问故，故得载之者，其言是也。龚氏自珍及俞氏皆谓伏生已分王若曰庶邦以下为《康王之诰》，然《释文》、《正义》皆谓马郑本始分，岂能妄造。然则谓武帝既得《大誓》，博士起传教人，因入之今文为二十九篇者，其言差近理，盖其语《大传》已述之，娄敬董仲舒皆称其文，足见汉初其篇虽亡，而轶说时在人口。及书既出，印证悉符，故人主深信而不疑，博上奉诏而恐后。若谓燎鱼流火，事近于诞，则《尧典》之厘降二女，《皋谟》之率舞百兽，亦为恒情之所怪，习见之所惊，帝王之兴，祯祥之告，非拘虚之士所能测也。龚氏乃谓其气体文法，皆不类，目为战国大誓，亦武断甚矣。氏谓《史记》所载如《原命》、《般庚》等，间与序说不同，知是本今文家言，故与古文序异。然史公正以得之子国秘授，外无传本，故所记或殊。使当时博士传业，明有序文，人人传诵，则如《文侯之命》，古今家说并同，何以史公误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乎？
光绪王午（一八八一）六月初八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