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梁沈约）
《宋书》、《夷蛮传》中因西南夷诸国皆事佛，遂及晋以后佛教之盛衰，朝制之崇抑，并传宋世名僧道生慧琳慧严慧议摩诃衍等，此史家因事附见，其法最善。六朝以来，释教盛行，多有关于时事，没之不见，既为非实，而《魏书》特立《释老志》，亦为非体，惟类叙之法最宜。后人不用此法，于是唐修《晋书》，以鸠摩罗什单道开佛圆澄入《艺术传》；《旧唐书》以一行玄奘等入《方技传》，已为不妥，而东晋之道安支遁竺法深等，遂致无类可归，《新唐书》并不载玄奘，而梁之实志亦并无传。傥如《宋书》之法，即禅教之始，南北之宗，亦可因文叙述，史家所不宜略也。（旧唐书于神秀传，附叙达摩至惠能神秀南北宗之分未为不善。惟以神秀等入方技传。终未安。赵云松谓方者方外也。是忘汉志以方技指经方矣。）
光绪丁丑（一八七七）十一月初一日
《宋书》、《鲁爽传》，义宣初举兵召秀，（爽之弟。）加节进号征虏将军，当继谋之俱下。《官本考证》云谋南监本作湛，谓徐湛之也。慈铭案，徐湛之非义宣党，且早为元凶所杀，湛字亦不得误作谋，盖当作谌，谓义宣参军刘谌之也。《义宣传》言遣谌之等率军下就臧质。《臧质传》言义宣腹心刘谌之，南监本正作谌。此传未出刘谌之姓名，因《臧质传》屡见刘谌之，而此传系质传后，遂略其姓，亦是休文疏处，或传写所脱，北监本汲古本遂皆误谌作谋，官本悉据北监。作考证者，因见此传上文有元凶谓秀曰我为卿诛徐湛之之语，遂不辨其前后文理，而以徐湛之当之，可笑甚矣。又此传云益州刺史刘秀之遣军袭江陵，秀击破之，义宣还江陵，秀与共北走，众叛且尽，秀向城上射之，中箭赴水死。《官本》作秀之向城上射之，多一之字，盖以为刘秀之也。案刘秀之为益州刺史，此时何由入荆州，而鲁秀亦不能至益州。且北走者尚有义宣，则射死者果何人？自城上射下，亦不得云向，盖传文本当作秀向城，城上射之，脱一城字耳。义宣传言，义宣走未出郭，众散尽，夜还向城，则秀当亦走回荆州。时竺超民已志在归顺，为荆州城守，故从城上射之。观义宣之还，超民即送入狱，则秀可知矣。北监本多妄改，大略如此，而《官本》误因之。
十二月初一日
夜阅《宋书》谢灵运《山居赋》、《齐书》张融《海赋》，二赋实六朝奇作，而诸夺太多，张赋尤甚，不可句读，苦无善本校之。
十二月初二日
《南史》、《臧质传》，质走至寻阳，焚府舍，载妓妾入南湖，摘莲瞰之。案《宋书》质传，质自寻阳载妓妾西奔，使所宠何文敬领兵居前，至西阳，太守鲁方平诳文敬弃众而走。质往投妹夫武昌太守羊冲，既至，冲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，无所归，乃入南湖，逃窜无食，摘莲瞰之。《南史》载妓妾下当有脱文，延寿不至疏略如此也。入南湖下逃窜无食四字，亦不可省。
《宋书》、《沈庆之传》，庆之既为前废帝所杀，赠侍中太尉如故，谥曰忠武公。太宗即位，追赠侍中司空，谥曰襄公。《南史》同。案明帝之赠反较废帝为下者，以泰始初于景和之政一切反之，故其时诸臣存者，官爵一例削退，见沈攸之等传。（攸之废帝时封东兴县侯，太宗即位，以例削封。）庆之先于孝武时授司空，固辞，至废帝时拜太尉，故明帝转以司空为赠而去其太尉也。惟庆之本封始兴郡公，尝以始兴优近，求改南海郡，孝武不许，而明帝泰始七年改封苍梧郡公，则似有意贬下之，犹襄之谥亦远逊忠武也。
沈攸之人不足数，然其起兵实忠于宋。《南齐书》、《张敬儿传》载攸之与齐高帝绝交书，其辞甚直。《宋书》、《攸之传》不载，然犹载其与武陵王赞一书，犹足见其本心。《南史》皆削之。惟《宋书》载齐高帝讨攸之时，尚书符征西府一檄，《南史》亦削之，是也。攸之起兵，与魏之母邱俭诸葛诞情事正同，而檄文起处，适引俭诞为比，可发一噱。《南齐书》、《柳世隆传》亦载此檄而去其首数行，岂萧子显悟而删之欤？然子显为齐高之孙，而敬儿传备载沈《书》及高帝答书，此直道之在人心也。高帝答书，周彦伦所为，见《南齐书》、《彦伦传》，《南史》亦略之。尝谓绝交书及答书宜全入攸之传中。
《宋书》、《谢灵运传》，灵运《山居赋》有两瞀通沼语，钱竹汀谓瞀字字书所无，访之通人，亦无知者。案此赋自注中屡言前瞀后瞀，则必非误字。又《南齐书》、《周彦伦传》，彦伦为山阴令，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，彦伦力言滂民之困，又有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之语，滂民亦不知何解，盖皆当时吾越方言也。
《宋书》、《臧寿传》随府转镇南将军，《傅隆传》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将军。案两将军俱当作参军，各本皆误。
《宋书》、《谢瞻传》，弟嚼，幼有殊行，所生母郭氏久婴锢疾，恐仆役营疾懈倦，躬自执劳。为母病畏惊，微践过甚，一家尊卑，感嚼至性，咸纳屦而行。案微践过甚者，谓践屦甚微，恐以行步声惊其母也，六朝每有此等句法。故下云家人咸纳屦而行，其情事如见。汲本南北监本皆同，而《南史》误作母为病畏惊而微贱过甚，《官本》遂据以改《宋书》。试思上已云所生母，则自非正嫡，不必又言微贱，且妾婢皆为微贱，亦不必云遇甚，而于下家人咸纳屦行语意亦不贯矣。
《宋书》、《孔季恭传》，季恭子灵符，入为丹阳尹，山阴县土境褊陕，（俗作狭。）民多田少，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贸阝三县界，垦起湖田，此可见吾邑人丁之盛，六朝已然也。其《传论》云，会土带海傍湖，良畴亦数十万顷，膏腴上地，晦直一金，杜之间，不能比也。此可见吾邑田价之高，古今如一也。
《宋书》、《孔琳之传》，言今世惟尉之职，独用一印，至于内外群官，每迁悉改，终年刻铸，丧功消费，是六朝以前易官即易印。近儒纷纷考窍，或据《汉书》、《朱买臣传》以为一人一印，或据《后汉》、《马援传》注，以为官不易印，盖未检此传也。
《宋书》、《鲁爽传》，爽版南郡王义宣云，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。爽奉武夫，乐乱自不必言，而孔琳之于晋安帝时论铸印事，亦云官莫大于皇帝，此万非后世所敢言者也。黄架洲《明夷待访录》谓古者天子位高冢宰一等，故天子崩，冢宰摄政，固非骇人之论耳。
《宋书》、《蔡兴宗传》言右卫将军王道隆诣兴宗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，竟不呼坐。因及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（当作秋当。）诣王昙首、中书舍人王弘诣王球二事，王弘乃昙首之兄，球之从祖兄，为元嘉功臣之首，位司徒太保，勋贵莫二，必无人敢与之同名。而《南史》作弘兴宗。其下又云弘还，若弘既是姓，则下之还，应称名，盖皆误也。《南史》、《王球传》作徐爰，差为得之。爰后在孝武时兼著作，修《宋书》，而在元嘉时则权宠未盛，盖爰误作宏，又转为弘，《宋书》复因上言王昙首，遂讹王弘。《南史》因在《蔡兴宗传》遂谒作弘兴宗。要皆传刻之谙，非沈李之误。
《南史》、《江柘传》，弟祀字景昌，位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。案上言祀在明帝时已由卫尉作侍中，郁林时与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称六贵，与柘同见杀，安得谓终于长史太守。考《南齐书》云，祀初为南郡王国常侍，历高祖当作高宗。骠骑东阁祭酒秘书丞、晋安王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，是皆谓其历宫耳，《南史》省去数语，遂于官制不明。
《南史》之改并宋齐诸书，诚多未善。于《宋书》所载朝章国故，刊落尤多，《南齐书》中关系之文，亦多删削。惟其与氏族连合为传，则别有深意，殊未可非。盖当时既重氏族，而累经丧乱；咱牒散亡。北朝魏收《魏书》犹多子姓合传，南朝则沈约萧子显姚思廉等，专以类叙，于兄弟子姓，分析太甚，李氏故力矫之。其书本为通史之体，与八书各自行世，故先以四代帝纪，次以四代后妃，而各代列传，又皆先以诸王，其诸臣则有世系者皆联缀之，以存谱学。若欲孜时代先后，则区分类别，自有本书，固并行不悖者也。大凡古人著述，须细推其恬，不可率尔讥之。
十二月初七日
《宋书》、《世祖纪》雍州刺史海陆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举兵反，义成太守薛继考讨斩之。《官本考证》，万承苍曰，按休茂传，薛继考乃为休茂尽力之人，而此纪忽以为讨斩休茂，何悖谬若此。《南史》作参军尹元庆起义讨之，殆是其实。慈铭案，本书休茂传，言继考初为休茂尽力攻城，及元庆起义，斩休茂，继考以兵胁行府州事刘恭之作启事，言继考立义，（今本宋专止义上脱继孝二字。）自乘驿还都，因得封赏，寻事泄伏诛。是当日本以为继考起义诛休茂，记注因而书之，后虽事泄而国史竟不追改，休文亦遂仍之，此亦可证沈书多本徐爰之旧。《南史》于休茂传甚略，但载元庆之禽斩休茂，不言继考事，而本纪亦改为元庆，此是李氏之细密处。《宋书》言继考先以冒功封侯，后虽被诛，而亦不言封赏元庆，盖尚有脱文也。万氏不一考《宋书》休茂传，《南史》亦仅观本纪，故尚为疑辞，而人误以斩之为讨之，反诋休文为悖谬，亦可笑矣。
《宋书》、《前废帝纪》永光元年八月庚午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，《官本考证》万屡曰：一本上尚书下无左字，下尚书下有左字，两本皆误也，当作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，下云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尚书右仆射，即代师伯之任。慈铭案，前一年十二月乙酉，已书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，何此复重出乎？考《南史》十二月乙酉下作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，无左字，次年八月庚午下，作以尚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，与万氏所指一本同。师伯传云，大明七年补尚书右仆射，废帝即位，又迁尚书仆射，领丹阳尹。废帝欲亲朝政，发诏转师伯为左仆射，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，夺其京尹，又分台任，师伯始惧。据《晋书》、《职官志》尚书左右仆射，经魏至晋，迄于江左，省置无恒，置之则为左右仆射，或不两置，但曰尚书仆射，是仆射不必左右相代也。师伯于孝武世为右仆射，其时尚有刘遵考为左仆射，及遵考迁后，师伯遂专任省事，故师伯传云师伯辅幼主，尚书中事悉以委之也。及以右仆射迁仆射，是时无左右也。至是以师伯为左仆射，而以王景文为右仆射，所谓分其台任也。尚书本为省，而六朝以来台合事皆综之，故仆射遂为宰相之职。此下诛尚书仆射颜师伯，仆射上当加一左字。《南史》此纪上下文及师伯传皆不误。《宋书》汲本监本传刻垃误，万氏见一不误之本，不能考正，而反妄辨其是非，所谓书愈校而愈广矣。
《宋书》、《顺帝纪》升明元年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，（句）尚书左仆射中领军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齐王（即萧道成，休文讳其名，皆追称齐王。）为司空，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刺史如故，句中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刘秉为尚书令加中军将军。慈铭案，其时王僧虔为中书令，（见齐书僧虔传。）而《宋纪》例不书中书令之除代，盖不重其官。袁粲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尚书令，苍梧王时四贵辅政，以粲为首，褚渊次之，刘秉又次之，萧道成又次之。至是以道成独与其下谋弑苍梧，迎立顺帝，遂擅大权录尚书事，南朝所谓录公而尚虚尊粲等，以粲为司徒而己为司空处其下。此纪中书令当作尚书令，而开府仪同三司下有脱文，当日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粲为司徒中书监，（句）中书监护军将军褚渊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，传写者以上下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文相涉，遂致中脱耳。粲官司徒在司空上，而尚书令在录尚书下，故去尚书令代褚渊为中书监，而渊代粲为卫将军，刘秉代粲为尚书令也。《南史》、《顺帝纪》叙沈攸之萧道成进官后云，以袁粲为中书监司徒，以褚彦回为卫将军，刘节彦（秉之字，李氏避唐世祖晒嫌讳。）为尚书令，而褚渊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，见《南齐书褚渊传》。
十二月十二日
校《宋书》，读颅觊之《定命论》，（其弟子愿所作。）周朗报羊希书，上世祖言事书，邓琬为晋安王子勋诗太宗檄，太宗命台臣与袁ダ书，皆六朝文之佳者。王微与江湛与从弟僧绰与何偃三书，皆历落有古致，于六朝别一蹊径，惜请夺已甚，多不可读。沈约谓微为文古甚，颇抑扬，微亦自言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，今虽甚脱误，而兀傲自喜之意，犹可想其宗旨。其告弟僧谦灵文，沈折曲至，无意于文而文尤佳，令人不忍卒读也。谢晦上太祖两表，激烈简至，其词甚直，足以推见当日情事实由王华兄弟构陷，晦与徐傅本心可原。《南史》慨从刊落，皆为非是。
《宋书》、《百官志》尚书令任总机衡，仆射尚书分领诸曹，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以下，言吏部等六尚书领某某曹而独不及右仆射。据《晋书》、《职官志》云，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，不恒置，以右仆射摄之。若右仆射阙，则以祠部尚书摄知右事，是《宋志》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句下有脱文，当取《晋志》补之。因右仆射领祠部尚书之职，故下列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，实有六尚书，而总之曰五尚书二仆射一令，谓之八坐；以祠部尚书即右仆射，故止曰五尚书也。若仆射止有一人，则置祠部，尚书有六而仍为八坐也。
《宋》、《百官志》中书令一人，中书舍人一人，中书侍郎四人，中书通事舍人四人。慈铭案，中书舍人一人，当据《晋志》改作中书监一人，今各本皆误。六朝止有中书通事舍人，无单称中书舍人者。晋宋两志所叙皆甚明。史有径曰中书舍人者，省文耳，至中书有令有监，自魏文帝始置，垃机密，至晋弥重，权在尚书令上。故苟勖自中书监迁尚书令，以为夺我凤凰池也。东渡以后，任专尚书，于是中书监令或止设一人。至宋世而中书监或特以为重臣之加官，中书令之授益轻，如傅亮何尚之皆由中书监令转尚书令，孝武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，而加护军将军褚渊尚书令，渊固辞，粲亦辞领司徒，乃复以粲为尚书令，而渊为中书监，此其轻重较然已明，而中书令则孝武以后尤轻其选。如何戢在顺帝时已为中书令，（见南齐书何戢传，盖代王僧虔。）至齐高帝时为吏部尚书，帝欲加以散骑常侍，而褚渊不可；张绪于高帝初已为中书令，帝后欲以为仆射，而王俭不可；盖几与黄散相出入矣。《宋志》此下云汉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，罢仆射，今各本俱误作罢谒者，亦当据《晋志》改。
宋称荆州为陕西，《宋书》、《蔡兴宗传》云，兴宗出为南郡太守行荆州事，外甥袁ダ曰：舅今出居陕西。《邓琬传》云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。《王弘传》、《谢晦传》亦皆称荆州刺史为分陕。盖江左以扬荆二州为极重，比周之二伯分陕，以扬州为东陕，故以荆州为西陕也。
《宋书》、《张劭传》，子敷演敬，《南史》敬作镜，盖赵宋避太祖之祖讳敬，故改为镜，《宋书》则改之未尽也。《官本》乃俱改为镜，又载之于考证，以示其校改之精，岂知尔时人无有以镜为名者乎。
《宋书》、《张劭传》本亡，后人杂取《南史》等书补之，故劭子敷，兄子畅，皆别有传，而此卷劭传后复重出敷传，言敷因父亡毁瘠成疾，伯父茂度譬之，敷益感恸，绝而复苏。茂度曰，我比止汝，而乃益甚，自是不复往，未棋年而卒。此传未字误作来字，卷六十二《张敷传》自作未而卒，《南史》亦同。《官本考》证万承苍乃力辨往来二字连文之误，谓来当作未，而不一引本书及《南史》，何烦辞费耶？又但言畅传重出，而不知敷亦自有传，可谓粗疏矣。乾隆初武英殿刻诸史惟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出齐氏召南手，故校勘较精，考证亦最可观，《旧》、《新唐书》全以沈东甫之《唐书合订》为据，亦颇有校正。《后汉》、《三国志》已为可笑，然有何义门校本，尚能是正数条。至《晋书》以下，则自郐无讥矣。《宋书》全出学士南昌万承苍手，《南齐书》全出知州华亭王祖庚手，彼二人者，无论其学与识，视沈萧霄壤，即文章亦不中作奴仆，而所作后跋，皆痛诋二书，无耻甚矣。
十二月十三日
夜点阅《宋书》、《礼志》。其读时令条内，引《魏台杂访》曰：前后但见读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令，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令，不解其故。案高堂隆撰《魏台杂访仪》三卷，隋唐《志》皆同。而《晋书礼志》引此事作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云云，疑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八字是《杂访仪》原文，不解其故下亦当有令升答辞，而晋宋《志》皆略之也。
光绪丙戌（一八八六）八月二十一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