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谓，古诗三千馀篇，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。孔颖达、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，今以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二书所引之诗校之，《国语》引诗凡三十一条，惟卫彪引武王“饫歌”（其诗曰：“天之所支，不可坏也。”谓武王克殷而作此，谓之饫歌，名之曰支，使后人监戒），及公子重耳赋“河水”二条，是逸诗。而“河水”一诗，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，即沔彼流水，取朝宗于海之义也。然则《国语》所引逸诗仅一条，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，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。《左传》引诗共二百十七条，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，犹曰丘明在孔子后，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。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诗，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。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，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，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，共四十八条，而逸诗不过三条（成九年，莒恃陋不设备，楚人克其三都。君子引诗曰：“虽有丝麻，无弃菅蒯。虽有姬姜，无弃蕉萃。凡百君子，无不代匮。”襄五年，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。君子谓楚共王失刑，引诗曰：“周道挺挺，我心扃扃。讲事不令，集人来定。”襄三十年，澶渊之会，以宋灾谋予之财，既而皆不致。君子引诗曰：“淑慎而止，毋载尔伪。”）其馀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，而逸诗不过五条（庄二十二年，陈敬仲辞卿，引诗曰：“翘翘车乘，召我以弓。岂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”襄八年，楚伐郑，郑大夫或欲从楚，或欲待晋，子驷曰：周诗有之曰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。兆云询多，职竞作罗。”昭四年，子产作丘赋，国人谤之，子产曰：诗曰：“礼义不愆，何恤乎人言。”昭十二年，楚子革引祈召之诗曰：“祈召之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”昭二十六年，晏子与齐景公论彗星不必禳，引诗曰：“我无所监，夏后及商。用乱之故，民卒流亡。”）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，而逸诗不过五条（僖二十三年，秦穆纳晋重耳公子，赋“河水”。襄二十六年，晋以卫侯之罪告诸侯，齐国子赋“辔之柔矣”。二十八年，齐庆封来奔，叔孙穆子饮之，使工诵“茅鸱”。昭十年，宋以“桑林”享晋侯，注：殷天子之乐名。二十五年，叔孙昭子聘宋，宋公享之，赋“新宫”）。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。若使古诗有三千馀则，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，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，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、三十分之一？以此而推，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。况史迁谓古诗自后稷以及殷、周之盛，幽、厉之衰，则其为家弦户诵久矣，岂有反删之，而转取株林车辚之近事以充数耶？又他书所引逸诗，惟《论语》“素以为绚”之句，《管子》“浩浩者水，育育者鱼”四句，《庄子》“青青之麦，生于陵坡”四句，《礼记。射义》“曾孙侯氏，四正具举”八句，《缁衣》“昔我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”八句，韩婴诗“有雨无极，伤我稼穑”二句，《大戴礼》“骊驹在门，仆夫具存”四句，《汲冢周书》“马之刚矣，辔之柔矣”二句，其他所引，皆现存之诗，无所谓逸诗也。《战国策》甘茂引诗曰：“行百里者，半于九十。”黄歇引诗曰：“树德莫如滋，除恶莫如尽。”又引诗曰：“大武远宅不涉。”（《史记》作“大武远宅而不涉”。）范雎引诗曰：“木实繁者披其枝，披其枝者伤其心。”《吕览。爱士篇》引诗曰：“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。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。”《古乐篇》有象为虐于东夷，周公逐之，乃为《三象》之诗。《权勋篇》引诗曰：“惟则定国。”《音初篇》引诗曰：“燕燕往飞。”《行论篇》引诗曰：“将欲毁之，必重累之。将欲踣之，必高举之。”《原辞篇》引诗曰：“无日过乱门。”汉武诏引诗曰：“九变复贯，知言之选。”凡此皆不见于三百篇中，则皆逸诗也。按“行百里”句本古语，见贾谊策。“树德”二句，姚本作引《书》，则《泰誓》也。“木实”二句，吴师道谓是古语，则皆非诗也。《吕览》“君君子”二句全不似诗，“将欲毁之”四句与《国策》所引《周书》“将欲败之”数语相同，则亦非诗也。惟“大武远宅不涉”及“燕燕往飞”数语，或是逸诗耳。又《韩非子》“先圣有言曰：规有摩而水有波，我欲更之，无可奈何，”其句法似诗，然曰“先圣之言”，则亦非逸诗也。推此益可见删外之诗甚少，而史迁古诗三千馀篇之说愈不可信矣。按诗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，此或即古诗原本，孔子即于此五百一十一篇内删之为三百五篇耳。《尚书纬》云：孔子得黄帝元孙帝╁之书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孔子删之，为《尚书》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《尚书》，十八篇为《中候》（说见孔颖达《正义》）。史迁所谓古诗三千者，盖亦纬书所云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之类耳。惟夷、齐“采薇”及介之推“五蛇为辅”之歌，孔子订诗，曾不收录，此不可解。或以“采薇”歌于本朝，有忌讳，而五蛇之事近于诞，故概从删削耶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