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国语》二十一卷，《汉书。艺文志》不载撰人姓氏。其时说经者皆谓之《春秋外传》，惟司马迁有云：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班固作迁赞，因曰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左丘明为之传，又纂异同为《国语》。韦昭亦以为左丘明采穆王以来，下讫鲁悼，其文不主于经，号曰“外传”。颜师古本此众说，故注《艺文志》，直以《国语》为左丘明撰。宋庠因之，亦谓出自丘明。今以其书考之，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。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，左氏作《春秋传》时，必博取各国之史以备考核。其于《春秋》事相涉者，既采以作传矣，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书自成片段者，则不忍竟弃，因删节而并存之。故其书与《左传》多有不划一者，如襄王伐郑一事，《左传》以《常棣》诗为召穆公所作，而《国语》则以为周文公所作。晋文公返国一事，《左传》记是年九月晋惠公卒，明年正月秦伯纳公子重耳，而《国语》则十月晋惠公卒，十二月秦伯纳公子。鄢陵之战，《左传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曰：“楚之良，在中军王族而已”，而《晋语》作苗棼皇，《楚语》则云雍子谓栾书曰：“楚师可料也，在中军王族而已。”如果左氏一手所撰，何不改从划一，而彼此各异若此乎？可知《国语》本列国史书原文，左氏特料简而存之，非手撰也。魏、晋之人以其多与《左传》相通，遂以为左氏所作耳。又如长勺之战，《鲁语》曹与庄公论战数百言，《左传》但以“小惠未遍，小信未孚”数句括之。鄢陵之役，范文子不欲战，《晋语》述其词累幅不尽，至分作三四章，《左传》但以“外宁必有内忧，盍释楚以为外惧”数语括之。正可见左氏以此为底本，而别出炉锤，笔夺天巧，岂其示巧于此，而复作《外传》以示拙也？窃尝论之，左氏之采《国语》，仙人之脱胎换骨也。《史记》于秦、汉以后自出机杼，横绝千古，而秦、汉以前采取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，则天吴紫凤，颠倒衤豆褐也；《汉书》之整齐《史记》，则屈骐骥以就衡轭也。观于诸书因袭转换之间，可以悟作文之旨矣。（王充《论衡》云：左氏传经，词语尚略，故复选录《国语》之词实之。啖助谓《国语》非一人所为，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《春秋》，后人便傅著丘明也，是亦不以《国语》为丘明作。）○韦昭注《国语》韦昭注《国语》，合贾逵、虞翻、唐固诸本参考是正，最号详核，然亦有舛谬者。晋文公请隧，贾逵云：王之葬礼，阙地通路曰隧，昭则以为天子之六乡六隧地也。按襄王之词曰：“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”，又曰“叔父若能更姓改物，以取备物”，又曰“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乎？”又《晋语》：文公请隧，弗许，曰：“王章也。”大物、备物，大章、王章，皆谓礼之大者，非郊隧地可知。况是时王正劳之以地，岂又辞所赐之地而别请所不赐之地乎？鲁武公之其子括与戏见宣王，王立戏。韦昭注：括，武公子长子伯御；戏，括弟懿公也。按《史记。鲁世家》懿公九年，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。则伯御乃括之子也。《汉书。古今人表》亦同。而昭以伯御为括，亦误。《左传》自幕至于瞽瞍，则幕在瞽瞍之先。昭注《国语》“虞幕能听协风”乃云“幕，舜后，虞思也。则以舜之远祖为舜之远孙矣。又东汉明帝讳庄，故凡前史所有庄字悉改为严。昭，三国吴人，尚复何所忌讳？而不为改正，仍以鲁庄公为严公，曲沃庄伯为严伯，亦不免疏于检点。顾宁人乃以为作史者意存忠厚，不遽改前代之讳，此亦曲为之说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