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》“五亩之宅”，注家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之说，起于赵岐。岐又本汉《食贷志》，谓公田内以二十亩为庐舍。而《食货志》盖又因《梁传》：古者三百步为里，名曰井田，井田者九百亩〔原缺“亩”字〕，公田居一，公田为庐，井灶葱韭皆在焉。遂意公田既授民为庐，则邑中不宜尚有五亩，当是田与邑各半，故谓公田二十亩，八家分之，得二亩半为庐舍，而城邑之居亦二亩半也。然《孟子》一则曰五亩之宅，再则曰五亩之宅，《周礼》“宅田”注亦曰五亩之宅，并未有言二亩半之宅者，明是五亩为一宅矣。若邑中之宅仅二亩半，何不直言二亩半之宅乎？田中不得有木，既以二亩半为庐舍，则树桑不过邑中之二亩半，又何以云：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”乎？然则五亩之宅俱在邑中，所谓庐舍者，盖不过苫茅于垄间为憩息地，而非于公田中占其二亩半也。在《梁传》之说亦未尝无本。盖据《信南山》诗“中田有庐”谓公田在井之正中，而有庐在其内，明是以公田为庐舍。不知中田犹云田中耳，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，非必田之正中也。自田而言，田中则为田内，自邑而言，田中并不过如是田间云尔，非必在田之中也。其下即云“疆场有瓜”，见此庐之近于疆场也。曰庐，则非宅可知也。曰有瓜，则不树桑可知也。且《七月》之诗云：“饣盍彼南亩”，曰“彼南亩”者，从乎邑而言之也。若田中既有二亩半庐舍，井灶葱韭皆具，又何必从邑中而往饣盍乎？若谓自庐饣盍至田，同此一井，庐与田相去几何，而犹烦饣盍乎？且妇子皆处庐供饣盍，将邑中之宅竟无人居守乎？又《孟子》谓“商助、周彻，其实皆什一”，若公田中分去二十亩，更何以云什一乎？将注所谓又轻于什一者，可果信乎否乎？以此数者参证，益知五亩之宅之在邑，而庐舍无二亩半之说矣。汉《食货志》云：春令民毕出在野，冬则毕入于邑。春将出民，里胥平旦坐右塾，邻长坐左塾，毕出然后归；入亦如之。其说本《尚书大传》，所谓春作时，上老平明坐右塾，庶老坐左塾，余子毕出，然后归，夕亦如之也。或者据此以为农夫毕出于田野，则宜有在庐饣盍饷之事。然曰里胥平明待农夫毕出然后归，夕亦如之，则每日晓出晚归，不宿于庐舍可知也。且饣盍饷必系妇子，若自庐饣盍田，则妇子应俱在庐舍，而上老之出民，但云余子毕出，而不及妇子，则妇子之不在庐舍可知也。田中无二亩半之庐舍，益可知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