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，书法不一，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，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。顾宁人谓司马温公《通鉴》创为此例，非也，乃温公仿宋子京《新唐书》，而《新唐书》又本之李延寿《南、北史》耳。唐以前各史，凡一岁改元者，皆以下诏之日为始，按月顺书。如陈寿《魏志。三少帝纪》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，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，《吴志。三嗣主传》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，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。沈约《宋书》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，八月书改元景和，十一月被弑，明帝即位，书改元泰始。刘句《旧唐书》中宗即位，正月书改元嗣圣，二月武后废之，书改元文明，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。此最为得实，然亦有不明析者。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，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，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，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，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，几令阅者不甚了了。《南史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通鉴》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，诚足以醒眉目矣，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。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，正月以下永光也，八月以下景和也，十一月明帝即位，泰始也。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，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。然其时废帝尚在，明帝未立，何得抹煞一帝？故《南史》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，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？《南史》又惧其如此，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：是岁即大明九年也。大明孝武年号，止有八年，并无九年。《南史》即欲醒眉目，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，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，不亦诬乎？《新唐书》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，以曲就其成例。即如睿宗即位之岁，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，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，改元唐隆，则少帝号也，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，始改元景云。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、少帝二君，何得尽行抹煞，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？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。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，如唐高宗显庆、龙朔故事，本年既以六年起，次年又以二年起，不见年号，恐阅者疑误，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，则断不虑其瞀目矣。
按《旧书》又有自紊其例者。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，若循其顺书之例，则岁首应书二年（开耀之二年也），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，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，而即以永淳起，则又何也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，是夕帝崩，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，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，而《中宗纪》又特书弘道元年，另作一行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？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腊月，明年正月为一月，《新、旧书》俱循此例，故岁首起正月，次腊月，次春一月，至十月即为岁终，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，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。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。乃《旧书》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，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，而次年又书正月，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？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，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。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，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。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，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，不又自乱其例乎？《新书》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。《旧书》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，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，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，中宗复位，改元神龙也，此正合《新书》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。乃《新书》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，而《中宗纪》又特书神龙元年，岂非自乱其例，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