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史》卷帙最繁，其中实有可不必立传而拉杂列入者。如侯益、张从恩、扈彦珂、药元福、赵昂、李、窦贞固、李涛、赵上交、张锡、张铸、边归谠、刘涛等，皆历仕五代，宋初不过仍其旧官，毫无功绩，何必一一列之？其意以为《五代史》既不载，不得不于《宋史》存之也。然如李、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，其馀本不足书，乃一概入之列传，仍不过叙其历官，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，此亦成何史册乎？况薛怀让等并未仕于宋，而入之《宋史》乎？又如《王传》既叙其拒卢多逊倾害赵普之谋，又以百口保符彦卿无罪，及手植三槐，卜其后必昌等事，则其子《王旦传》不必复叙矣，而《旦传》又缕缕述之。神宗时新法行，尽斥卖坊渡、祠庙。张方平为南京留守，管内有阏伯、微子庙，亦在所卖中。方平使刘挚草奏，谓：“阏伯迁商丘，主大火，火为国家盛德所凭；微之，宋始封之君，本朝开国建号于此，乞存其祀。”神宗惊骇，亟批纸尾谓“慢神辱国，莫大于此。”此事既载之《方平传》，则《刘挚传》可只用一二语括之，乃又一一详叙，何也？李定以秀州判官荐授御史，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皆力争之，则详载其事于一人传中，其馀各传但云“语在某人传”足矣。乃既详载于《颂传》，而《大临传》又详之。石介之死也，夏竦挟宿憾，诬以为不死，北走契丹，奏遣中使按验《吕居简传》则云：中使来按甚急，居简曰：“发棺而空，则北走无疑。不然，则国家无故剖人冢墓，何以为训？”使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居简曰：“介死必有会葬之亲族及棺敛之人，召问无异，可即令具军状以应。”中使然之，事遂已。而《龚鼎臣传》则云：郡守杜衍既奉诏会问。椽属皆莫对鼎臣独曰：“介宁有是！愿以阖门百日保证其死。”衍出怀中奏示之曰：“吾已保介矣。君年少见义如是，未可量也。”则一事而出两人之保证，固不妨各书，乃二传既详载之，而《石介传》又一一铺述，不损一字，何其不惮烦也！至《王旦传》则全取《王文正公遗事》一书抄撮成篇，略无删订。《李纲传》至二万余言，分上、下二卷，尚有奏议裁入也，李全剧贼，何亦分上、下二卷乎？宜其卷帙之繁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