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传赞持论虽本忠厚，而皆协是非之公。如嘉靖中大礼之仪，天下后世万口一词，皆是杨廷和而非张璁等。《明史》传赞独谓廷和等徒泥司马光、程颐濮园之说，英宗长育宫中，名称素定，世宗奉诏嗣位，承武宗后，事势各殊。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，而未准酌情理，以求至当，争之愈力，失之愈深。此论直足破当时循声附和之谬也。按廷和等所据者，汉定陶、南顿及宋濮园三事。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共王后，共王者，太子本生父也，此一据也。汉光武中兴，先立四亲庙，推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修，后以张纯、窦融等议，乃以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五帝代四亲庙，而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，此二据也。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于宫中为皇太子，是为英宗，英宗登极，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，称皇伯而不名，范镇亦言：“陛下既考仁宗，若复以濮王为考，于义未当。”程颐又言：“为人后者，谓所后为父母，而谓所生为伯父母。”此三据也。不知汉哀帝、宋英宗早经成帝、仁宗预立为子，其不得考共王、濮王固宜。汉至哀、平，国统中绝，光武崛起，重复汉祚，虽曰继统，实系创兴，原不必以宣、元以下为亲庙，其舍本生而立宣、元以下亲庙，本汉儒之谬也。即立宣、元亲庙矣，而其别立南顿君庙，亦仍曰皇考庙，并未尝去皇考之称也。至如明世宗之入继也，以武宗无子，而祖训有兄终弟及之义，故世宗以伦序得立。若以继统而即当考所继之君，则宜考武宗矣，以武宗从兄不当考而考孝宗，则又抹煞武宗一代矣。孝宗在日，自有武宗，并未尝立世宗为嗣也。世宗之生，在考宗既崩之后，并未尝奉孝宗命为嗣也。故廷和草武宗传位遗诏，亦但云“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，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，告于宗庙，迎嗣皇帝位。”其草世宗即位诏，亦云“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”，皆未敢明言以世宗为考宗子也，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？此本廷和等之自为窒碍，毋怪张璁等之伺间也。璁之论曰：汉成帝之于哀帝，宋仁宗之于英宗，皆预立为嗣，养之宫中，其为人后之义甚明。今武宗无嗣，大臣遵祖训，以伦序立陛下，何得与预立为嗣者同例而论哉？方献夫疏曰：程颐濮议谓英宗既以仁宗为父，不当复以濮王为亲，此非宋儒之说不善，实今日之事不同。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，孝宗未尝立陛下于宫中。孝宗未尝以陛下为后，陛下亦未尝后孝宗也。此二说者，明白了当，自为千古不易之论，故其疏一出，杨一清亦早心折之。世徒以考兴献者多小人，考孝宗者多正人，遂忘其立论之是非折衷于至当，此岂得为笃论乎，宋高宗将立孝宗为嗣，命廷臣集议本生父封爵。汪应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亲，高宗亲笔降出曰“皇太子所生父，可封秀王。”此何等光明正大。高宗鞠孝宗于宫中，命之为子，尚不没其本生父之称，况世宗由藩王入继，素未有储贰之称，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！可见廷和等但拘濮议，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，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。史传赞出，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