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》：义纵为定襄守，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，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，一切捕鞫，坐以谋为死罪解脱，尽杀之，共四百馀人。尹赏为长安令，治狱，穿地深数丈，以大石覆其口，名为虎狱。捕得少年恶子数百人，尽入狱，数日发视，皆相枕籍死。何并为长陵令，侍中王林卿犯法，并急追之，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。并至，轩其头，悬都亭下。《后汉书》：史弼为河东太守，当举孝廉，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属之，弼即付狱拷死。董宣为北海相，有大姓公孙丹造宅，卜者以为当有死者，丹乃杀路人，置尸舍下以厌之。宣即收丹父子，杀之。其亲党三十馀人操兵称冤，宣又尽杀之。可见当时守令杀人，不待奏报也。不特此也，严延年为涿郡守，遣掾赵绣按乡豪高氏，绣为轻重两劾，欲先白其轻者，若延年意怒，乃出重劾。延年逆知其意，俟其白轻时，索其怀，得重劾，即收入狱，杀之。李膺为司隶校尉，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，贪赃无道，惧膺威严，逃还让第，藏于合柱中，膺破柱出杀之。桥玄为汉阳太守，上わ令皇甫真有赃罪，玄收考，竟笞死于市。王宏为恒农太守，有事宦官买爵者，虽二千石亦拷杀之。则并可专杀职官矣。又小黄门赵津、南阳大猾倚中官势犯法，南阳、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杀之。杜诗为待御史，安集洛阳，将军萧文纵兵暴掠，敕晓不改，遂格杀广。则并可专杀中官及武臣矣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，始至，令郡具私马五十匹，置驿，奏请所捕豪猾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得报二日而至，所诛杀流血十馀里。盖豪猾族刑非常法，故特奏，若罪之丽于常法者，不奏也。《元后传》：绣衣御史暴胜之奏杀二千石，诛千石经以下。是诛二千石须奏，诛千石以下不待奏也。按汉制，戟即为斧钺，故凡列戟者，即得专生杀（见《后汉书。郭躬传》）。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。《南齐书》：王敬则枉杀路氏，氏家诉冤，上责敬则：“人命至重，何以不启闻？”敬则曰：“臣知何物科法？见背后有节，便谓应得杀人。”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。故累朝虽有诏申禁，如宋孝武诏：非临阵不得专杀，其罪人重辟，皆先上，须报乃行，违者以杀人论罪。告戒未尝不严切也。然《南史》吉翰为刺史典签，欲活一囚，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。翰明日谓典签曰：“卿意欲活此囚，但囚罪重，卿欲活之，便当代任其罪。”乃收典签杀之。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。沿及隋、唐，尚仍旧制。《隋书。陈孝意传》：太守苏威欲杀一囚，孝意力谏不听，乃解衣请先受死，威乃释囚。是隋时刺史亦得杀人也。《唐书》：刘仁轨为陈仓尉，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，仁轨榜杀之。太宗以其刚正，擢为咸阳丞。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崔立为雒县，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，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，皆与之平交。立倒任，陈氏犹以故态见，立命伍伯曳之杖死。陈氏子弟相率号哭，围塞阶屏，立一一收录，尽杀之。是唐时县令、县尉犹得专杀人也。至于军旅之际，更不待言。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，收系之，会使者至，拜众御史中丞，光弼曰：“众有罪已前系，今但斩侍御史；若使者宣诏，亦斩中丞。”使者纳诏不敢也，乃斩众以徇。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，光弼亦斩以徇。真源令张巡守雍丘，有大将六人，官皆开府特进，以力不敌贼，劝巡降。巡设天子画像于堂，遂斩六人。张镐按军河南，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，致张巡陷没，亦杖杀晓。此更因军事严切，不可以常法论也。直至有宋，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。《宋史。本纪》：太祖尝曰：“五代诸侯跋扈，枉法杀人，朝廷不问。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，付刑部覆视之。”遂著为令，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。然《宋史》李及知秦州，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，吏执以来。及方观书，略问数语，即命斩之。王诏知汝州，有铸钱卒骂大校，诏即斩以徇。舒为临海尉，有使酒骂后母者，命执之，不服，即斩之。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