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和议主于秦桧，人皆知之。宋《何铸传》：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，而难于自己发，故纵秦桧航海南归，密有成约。是以桧既用，即有南人归南、北人归北之语，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，不可谓非桧之功也。抑知其事虽成于桧，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，事见谢枋得《上留丞相书》，谓忠宣拘于燕山，室敬其人，一日问之曰：“天下何时太平？”忠宣曰：“息兵养民，则太平。”又曰“何如则息兵养民？”忠宣读《孟子》“诸侯将救燕章”曰：“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”又诵《孟子》“乐天畏天章”以喻之。室扌然喜曰：“吾计决矣！”乃密授意于桧，使之南还，于是和议成。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，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，非桧之功，乃忠宣之力也。据此，则和议之说，本发其机于忠宣，桧特从后成之，攘为己功耳。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。按《陈与义传》：赵鼎言于高宗曰：“人多谓中原可复，宣便进兵，恐他日咎今时失策。”上曰：“今梓宫、太后、渊圣皆在彼，若不议和，断无可还之理。”与义曰：“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？不成，则用兵必不免。”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，忠宣之发其端，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