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，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。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。自然之势也。成周以来，河南之都，惟长安、洛阳。江南之都，惟建康。其次则有襄邓焉。唐朱朴之议曰“襄邓之西，夷漫数百里。其东，则汉舆鳯林为之闗。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，西有上洛重山之险，北有白崖联络。诚形势之地，沃衍之墟。若广浚河渠，漕挽天下，可使大集。此，建都之极选也。”虽然。皆未有及燕蓟之形势者。大行盘盘，自西而北，居庸、古北、松亭等闗，北瞰沙漠，南引江淮，土厚、水深、博大爽垲。其人沉鸷材勇。杜牧所谓“王不得不王、覇不得不覇”之地，岂非天遗其胜以贻我朝万世帝王之业乎？
自古无有都汴者。张仪谓“其地四通辐辏，固战场也。”魏本都安邑，为秦侵蚀，不得已东徙大梁，其后秦使王贲引河灌城。王假就虏，一国为鱼。朱全忠簒唐，居汴不过五六年，唐庄宗伐之，其祸甚于王假。石敬塘因之，耶律长驱，少帝就执。视朱氏，又酷焉。宋祖开基，不此之鉴，遂有靖康之祸。固谋之不善，亦地势然也。宋之失计，未有甚于都汴者也。当时，燕蓟沦于契丹，不能取是。中国与外夷杂此土以处也。犹不思峻溪山之防为之限，一旦长驱而来，何以御之？故景德中，契丹入冦，朝议仓皇思为避敌之计。寇凖力主亲征，却之。然犹增岁币数十万。庆厯中，又有无厌之求。富弼以强词折之，然亦增岁币数十万而泰然。遂以为无事矣。靖康复来。又欲祖，故知而与之和，括京城内外金，犹未能满其欲，遂为席卷而去二帝，死于五国城，而中原遂非其有矣。初，艺祖欲都洛阳，太宗沮之。艺祖曰“未也。且欲都闗中，据天下之上游。”至哉见也。使当时从之，岂有靖康之祸哉？宋世诸名臣亦皆狃于治安，未有为无疆之虑者，惟范文正屡言之，谓“西洛，帝王之宅，负闗河之固，宜以朝陵为名，渐营兵，食陜西有余，可运而下。东路有余，可运而上。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，以便天下。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，以守中原。”其后又请修京城，谓“天有九闗，帝居九重。王者法天设险，以安万国。”其为虑逺矣。使当时从之，安有靖康之祸哉？或曰“国家兴废，天也。非人力所能为。一汴二杭三闽四广，陈希夷预言之矣。希文之策奚为？”余曰“不然。”君相不言命，国家不言天数。茍以天数为言，则人事皆废矣。况希夷之言，安知非好事者附会为之乎？
英宗北狩蒙尘，敌人悔过，旋奉驾归，此自古之所无也。固国家国势之强，亦人事有以中其机会。是时郕王监国，不欲急君，边人谢之曰“中国有主矣”。敌人抱空质而负不义于天下，所以汲汲来归，盖合郑公孙申之谋也。
鲁成公时，晋执郑伯。公孙申曰“我出师以围许，为将改立君者，晋必归君。”故郑人围许，示晋不急君也。晋栾武子曰“郑人立君，我执一人焉。何益？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。”于是诸侯伐郑，郑伯归。
赵王武臣为燕所得。张耳、陈余使徃，輙杀之，欲分赵地半。有厮养卒诣燕壁，问燕将曰“君知张耳、陈余何欲？”燕将曰“欲得其王耳”。养卒笑曰“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。”耳、余、武臣，皆一时豪杰，姑以少长，先立武臣，此两人者亦欲分赵而王，名为求王，实欲燕杀之。杀之，两人分赵自立，左提右挈，灭燕易矣。燕将以为然。养卒御赵王而归，此亦公孙申之意也。惜乎宋髙宗不知出此也。
宋世人才，诚非我朝所及，而其谋国之疎，则不及我朝逺甚。当靖康之变，尼玛哈以孤军深入。为宋谋者，但当坚壁清野，勿与战，絶其归路，断其饷道，内用李纲，外用种师道，俟天下勤王之师四集，彼自救之不暇，一战，则尼玛哈可擒，何乃遽自张皇，不敢发一矢，二帝自幸其营为金人席卷而去。诚可恨也，诚可笑也。
为人臣者，莫难于任怨。不能任天下之怨，不能成天下之事。孔子论三代之礼，有所因，有所损益。易谓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”董子谓“更化则可以善治。”夫祖宗之良法，百世守之可也。其间，时变不同，小过不及，益之损之，与时宜之，亦所不免。自宋王安石变法，驯致大乱，后世以为大戒。少有更张，则羣起而非之曰“又一王安石也。”稍有损益，则曰“又一王安石也。”由是相率为循。黙、不敢、少出意见、论列不才者，得以自容。才者亦无以自见，支倾补漏，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。斯时也。毅然敢任怨，而不惧者，其亦难矣。
周公制谥法，虽臣子于君父，不得私焉。所以示万世之公也。其法严矣。汉晋而下，既已失之，然犹付之一时公议。谥不应议，（议）则愽士驳正之，犹为近古。本朝之谥，有羙无恶，所谓“谥者，特为褒羙之具而已。”官由翰林者，皆得谥文。文不以人而以官，已不免外议。定谥出于秉笔一二人，或以好恶叅其间，又不闻有驳正之者，于乎何以服天下，信后世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