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稗史，通俗地、准确地说就是小史，正是从「小」这个意义上说，它既不同于正史，又有别于一般含意上的野史。谈到「小」，首先是篇幅小。即以靖康稗史所收的七种而论，除宋俘记已残，我们不得知其全貌外，其它六种，皆各为一卷。这一卷，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正史的一篇而已。其次是时间跨度小。稗史大多只记一时一事，所包时限，多则数年，少则数月，一事结束，即告终篇。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书来，亦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耳。
除小之外，稗史和正史、野史的最重要、最突出的区别，还在于书中所记，大抵都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或眼见确闻之事。因此，稗史提供的内容，大都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性质，具有较高的价值。例如李纲靖康传信录，由于他当时是汴京保卫战的主要人物，故其所记，当然最为可靠。那么，稗史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是否一回事呢？回答是否定的，即二者不能划等号。因为正如上面所说，稗史大抵只记一时一事，且叙事皆循史法，时经事纬，本末清楚，首尾完具，已具史书的基本特点。而笔记则不同，笔记内容庞杂，遗闻佚事居多。偶有记事，亦多凭记忆，记其片断，首尾不一定完整。这类笔记，写法较为随便，显然只有史料价值，还不具备史书的基本特点，尚不能入稗史之林。
稗史起于何时，笔者想另作探讨。但是，两宋之交确是涌现了大量的稗史则是勿庸置疑的，不要说三朝北盟会编所涉已有上百种，只看这小小的靖康稗史，表面是七种，外加南征录汇的九种和呻吟语所引之燕人麈，亦涉十七种之多，足证当时这类稗史的数量确实可观。我以为，正是这专记一时一事的稗史的大规模出现，才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创造了条件。换言之，正是因为两宋之际大量稗史的出现，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才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。我以为，这在史学史上是应该予以足够重视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