度量权衡，自古讫今，皆由短而长，由小而大，殆为定例。尺则汉建初尺，比元延尺长二分许。魏杜夔尺，又长于汉尺五分。晋前尺虽同于汉尺，而晋后尺则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。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。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。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，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，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。后用市尺与开皇官尺，皆同北魏后尺。唐亦如之。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两晋后魏之际，三百年间，几增十分之三。前此则周尺、汉尺、晋前尺，虽不必如《隋志》所言，全相符合，要其增率不过数分。求魏晋以后尺法所以骤增之故，实由当时中原户调，始课绢布，官吏惧其减耗，又欲多取于民，故其增加之率，至大且速。考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“太和十九年，诏政长尺大斗”。而《杨津传》言：“延昌末，津为华州刺史。先是，受调绢布，尺度特长，在事因缘，共相进退，百姓苦之。津乃令依公尺度。”则自太和末至延昌，不及二十年，而其弊如故。又《张普惠传》：“神龟中，天下民调，幅度长阔，尚书计奏，复征绵麻。惠上疏曰：‘绢布，匹有丈尺之盈一，犹不计其广；丝绵，斤兼百铢之剩，未闻依律罪州郡。若一匹之滥，一斤之恶，则鞭户主，连长，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。今百官请俸，人乐长阔，并欲厚重，无复准极。得长阔厚重者，便云其州能调，绢布精阔且长，横发美誉；不闻嫌长恶广，求计还官者。此百官所经仰灭圣明也。’”云云。观于此疏，则当时增尺之理，甚为了然。且其时不独增尺法，又增匹法。自周汉以来，布帛皆以四丈为一匹。《北史·卢同传》载：“后魏熙平间，同累迁尚书左丞。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，皆长七八十尺，以邀奉公之誉，部内患之。同于岁禄，官给长绢。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。书奏，诏抵康生罪。”又《北史·崔暹传》亦言北齐天保中，“调绢以七丈为匹，为暹言之，乃依旧焉。”由是观之，一尺之增，于历代调绢至为明白。调法于绢布之外，兼调丝麻，皆以斤计。租法用粟，则以石计。权衡二物，自汉至隋，增至三倍，亦由是故。以调绢之事观之，盖可信矣。今世所传宋三司布帛尺，较隋唐官尺为短，似出前例之外。然自古讫唐，绢之定制，皆以四丈为匹，宋以四丈二尺为匹，尺法所减，以匹法偿之而有余。宋尺稍短，职是故也。元明以后，无绢布之调，明代虽有布缕之征，然皆用米折，而明尺反绝大，又似与前例不合。然明尺之长，当自宋元之际已然，观宋初布帛，幅度二尺五分，元时则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（见《元典章》），其尺度之长，可以想见。自元以后，不课绢布，故国朝工部营造尺，反短于明尺，惟量地藩尺独与明尺同。盖因清丈之事，最易扰民，故特用长尺以优之。此与古代调绢增尺之故，大相异也。古者岁调绢布，皆纪年月日郡县及输纳者姓名，观《魏书》张普惠之疏与《北史·卢同传》所纪论奚康生事可知。盖不记郡县年月日，则无自知调绢长吏为何人，又苟不记输纳者姓名，则鞭户主连三长之事亦不能有也。至汉之任城国元父紬，则并记丈尺价值，而不记年月日。考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传》：顺帝时，羌虏数反，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。此紬出古长城下，殆即当时佐边费者，乃国王所献，非民间
所纳。（汉时除变夷课宾布外，尚无调绢布之制。）故但著其地及大尺价值欤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