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东平江者，浙之归安人也。负才使气，斥弛不羁，有俯视一世之概，故无乡曲誉。薄游广东，亦落落寡所合。会林文忠禁烟，英夷肇衅，江心愤其事，遂集众举义，与夷为难。所作檄文，多所指斥，大府恶之，坐以法，遣戍新疆。当未至之先，新疆诸人固已闻其名矣。既抵戍所，自将军以下皆折节与交。江口若悬河，议论激昂慷慨，同人皆推服之，尊为上客。未几，遇赦归。归后，又游京师，出其纵横捭阖之说，遂名动公卿间，或劝以仕，江不应，颇以鲁仲连自命。时值粤贼陷金陵，世事孔亟，江曰：“此吾锥处囊中，脱颖而出之时也。”遂乘薄笨车出都，出都日，送者车数百辆，极冠盖之盛。其时副都御史雷公以诚办理粮台，开府邵伯埭，江怀刺上谒。抵掌而谈，雷公大悦，辟至幕府，几于一则仲父，再则仲父之契焉。当是时，江北屯兵数万，储胥甚急。公以转饷为职，而各省协饷不至，空手不名一钱，庚癸频呼，行有脱巾之变，焦愁仰屋，莫展半筹。江为之画策，疏请空白部照千余纸，以劝捐军饷，随时随地即行填给，与从前缴银累载奏奖不闻者，迥然不同。富人朝输货财，夕膺章服，欢声载道，踊跃输将，不旬日遂得饷十余万。又创立“抽法”：于行商坐贾中视其买卖之数，每百文捐取一文，而小本经纪者免。居者设局，行者设卡，月会其数，以济军需。所取甚廉，故商贾不病；所入甚钜，故军饷有资。源源而来，取不尽而用不竭，不期月又得饷数十万。资用既裕，兵气遂扬。江上诸大帅倚雷公若金城，而公亦视江如左右手矣。当是时，江之名闻天下，然江恃功而骄，使气益甚。玩同幕于股掌，视诸官如奴隶，咄嗟呼叱，无所顾忌。于是上下交恶，谮毁日至，雷公亦稍稍疏之，胶漆而冰炭矣。江愈怒，即于雷公亦面加讥斥，雷积忿日久，第钦其才，姑含容之。一日饮次，议论相左，雷加诮让，江使酒大骂，雷怒甚，在旁者又怂恿之，立即斩首。乃以江跋扈狂肆，将谋不轨奏焉。冤矣。使当日江稍委蛇，必可不死。使雷公左右有略与周旋者，亦不至于死。小有才，而未闻君子之大道，不能为高蹈之鲁仲连，转同于杀躯之盆成括，哀哉！余初不识江，故友戴礼亭熟其人，为余述其大概如此。后雷公以他罪褫职，闻亦颇心悔其事，流寓清江浦佛寺，诵经自忏，然而江则已死矣。
钱江既创立捐法，各直省皆仿照行之。曾文正公尤以为善，谓军饷无出，与其病农，不如病商。盖择祸莫若轻之意，非真以捐为必可行也。军兴二十年以来，不加赋，不勒派，而卒成戡定之功者，捐之力居多。余自咸丰初年，奉檄饷局，首则捐输，继而助饷，又继而米捐，舌敝耳聋，异常困苦，恨声不绝，所得无几。自捐法行，商贾不无怨谤，然一省之中，每年或得数十万，或得百余万，或得二百余万，而不甚费力。余谓办捐之道，切不可过分，此是国家不得已之政，须体朝廷不忍人之心，持己以严，免招物议；待人以恕，用血阝商情。自然，商贾愿藏于其市，行旅欲出于其涂，而捐数可以旺收，声名不致败坏矣。其有以刻为能者，尺布斗粟，并计起捐；碎物零星，忘报即罚，此是关市之暴客也。其有营私为己者，得费免捐，公然卖放，收钱不报，暗地侵吞，此是国家之盗臣也。兼之设卡既多，立法益密，大小委员，一局三四辈，巡丁司事，一卡数十人，人数猥杂，局用益大，所入不敷，则不得不加意搜求。再，人之贤者少，而不肖者多，查察不及，弊端百出，既为暴客，又为盗臣，而商贾徒耗其财，饷需仍无有济，言之可为痛恨，虽大吏时加检摄，有犯必惩，而吞舟之漏者，又不知凡几。此固非江创法之初心，然江则为其滥觞矣。故此时但愿军务早蒇，捐得停，复睹嘉道承平之治，斯为美耳。然江以一匹夫创成天下捐之举，论平贼之资，固属功之首；追思病商之源，亦是罪之魁也。
按捐之法，实肇于宋陈亨伯之经制钱，增酒价，添商税，及公家出纳每千收二十三文。绍兴时，岁入共一百二十万缗，史称其多。江之捐，实祖其意，虽云每千取十，其究也，亦将至二十三文。第以江、渐二省计之，每岁已三四百万缗，于军饷实为大宗。朝廷虽屡有轻减之旨，总以军务未平，未能已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