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，穆宗龙驭上宾，年仅十九岁。前十日已屡濒危殆，宫中议立皇嗣，而文宗无他裔，宣宗诸王孙皆少，无生儿者。贝勒载治，宣宗长男隐志郡王之继嗣也，有二子，幼者曰溥侃，生甫八月。召入，未及立储而上已晏驾，乃止。宫庭隔绝，莫能详也。次日，两宫召见内廷行走、御前军机、内务府王公大臣，弘德殿行走，南书房行走诸臣与焉。慈禧皇太后问曰：“皇帝宾天，天下不可无君，孰为宜？”皆伏泣，不知所对。慈禧皇太后目视恭邸而言曰：“奕制湮之。”恭邸悲痛绝于地。慈禧皇太后复徐言曰：“汝不欲任天下之重耶？其令奕种子入嗣。”醇邸亦昏绝于地。舟〗言曰：“然则今上不为立后耶？”两宫如弗闻焉而入内。二王仍昏踣不兴，内监扶置板上，舁以出。其后荣文忠语人曰：“醇邸诚长者，闻其子立为帝，中途辄欲自起，余掣其衣方已。”恭王罢政、醇邸隐执朝纲，果以荣文忠事己不如事其兄，心滋不悦，外放为陕西西安将军，久而始归。旗人居京者专事修饰，衣冠齐楚，视为重要之务。迨出都门，无可讲习，放弛日久，归时行装不免减色矣。文忠服饰修短合度，容仪之美冠乎等辈。西征之役，虽留滞数载，及返都门，仍还旧观，在当时颇以为一绝。
锻跞缟于乾嘉承平之日，亦贤王也。文宗勤于政事，万几之暇，颇耽逸乐，王心弗善焉。及洪秀全之乱，蔓延不可收拾，朝野咸惧，王悦曰：“非此一震，选色征歌，未知伊于胡底，殷忧启圣，正斯时矣。”文宗崩于热河，恭邸献计两宫，谋诛三奸，皆重臣也，王斥其非。及恭邸得罪，王力为调护。穆宗无禄，谋继统者，两宫谕立醇邸之子，王独陈正义，时论尤以此多之。王性戆直，而治事不若恭、醇两邸之敏，故同一懿亲重臣，未获参预密勿。子端王弗克负荷，助匪酿乱，王遂斩祀，惜哉！
同治末，有某伶者，相传曾为上所幸。伶生于二月初旬，而死于三月中。或挽之云：“生在百花先，万紫千红齐俯首；春归三月暮，人间天上总消魂。”
同治宾天，有一联云：“弘德殿，广德楼，德行何居？惯唱曲儿钞曲本；献春方，进春册，春光能几？可怜天子出天花。”指王庆祺也。庆祺召入弘德殿，传言在广德楼饭庄唱曲，遇穆宗微行，识之，因之与从行内监交结，遂得供奉。常以恭楷写“西皮”、“二簧”剧本，朝夕进御。至春方、春册，事本无考，吾国人喜以暧昧之事诬人名节。其后张樵野侍郎、康长素主政得罪，当时亦有是说，未足为凭也。穆宗不豫，人无不归咎庆祺，此对盛传一时。言路闻之，至入弹章，亦足见人言之可畏矣。
左文襄暮年老态，人尽知之。曾文正剿捻时，亦露衰象，乃人所未及察者。文正饭后有棋一局，谓之养心棋。时钱子密侍郎在幕中，谓先文庄曰：“人皆让路，是终日与不如己者处也，焉得不愈趋愈下。或偶一截之，则沉思稍顷，必得佳著，于是可见其精气。”时捻氛甚恶，有言及者，辄拱而正色曰：“且看他国运何如。”相传龚定庵应试，人预贺其得第，曾以此言为答。文正在京，习知其事，故效其所为，以博一笑。阅小河溪战报，问文庄曰：“闻贼骑不过三四万耳。”文庄曰：“不止于此。”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文庄曰：“以田中所践禾稼行数远近，精密计算，殆不下六万。”文正回江督任，文庄亦乞病归，同治十一年，薨于任所。先一月，致书文庄，约至金陵，且云：“愿送东山之云，出沛敷天之雨。”及见，言及李文忠，出巨擘曰：“奈何与此公相背，今上甚从其言也。”文庄退而告梅小岩方伯，方伯笑曰：“公真衰矣，乃以巨擘指门生。”翌日，方伯又谓文庄曰：“闻卫土言，公舆中口诵《论语 吾日三省》一章，殆指公乎？”文庄曰：“吾始从公剿捻，驰驱数省，颇形困顿，告公，公曰：‘何不默诵书？’既而学为古文辞，以就正于公，曰：‘此默诵书之所得也。’公曰：‘要默诵经书。’公事事引人入胜，此殆默识之功与。”适李文忠亦有书劝出仕。是时恭王当国，颇受馈遗。文庄至津，寓北洋大臣行辕中，偶谈言之，文忠不顾而言他。次日，天津府知府马松浦太守来见，曰：“奉傅相命，随公乘船观大沽炮台。”文庄于舟中，以昨日之语告之。太守慨然引为己任，其实不过千金之数而已。文庄将出京，向王辞行。王送将至门，仆属耳有所言。王谓文庄曰：“马松浦还费心。”当日受赂甚微，犹不苟如此。于斯益见文正之守经，文忠之从权。然其雄才大略，信足以长驾远驭，后之人不可企及也已。
先文庄赣藩前任为文友石方伯，与恭王有姻，性愚暗，不明政务，幕友门丁为政，颇有矬不饬之名。刘忠诚偶有谘询，辄对云：“俟归，问王师爷。”忠诚忿之甚，辄谓人云：“他日吾命戈什，以绳系王师爷来。”方伯亦云：“彼如命戈什绳系王师爷，吾将使轿班链锁高师爷。”忠诚竟无术处之。忠诚每岁年终密考，加以贬辞，而无如之何。时江督为曾文正，又于密考中贬之，而仍无如之何。文正诧曰：“文友石诚大有力，吾两考之而不动。”其后三年大计，以“疲软不谨”四字注之，乃得开缺。
先文庄简赣藩，未出京之先，时江西京官正以地方州县浮收漕粮为词，与本省抚藩互相辩论，因公宴文庄，且请纾民困，文庄诺焉。过津，见李文忠而告之，文忠曰：“公失词。夫款项至于十余万，绝无乾没之理，意者外销必有须于此者乎。”及履任，查出用途，以学政棚费为大宗，其他零星外销杂费不可胜计，乃知文忠言果不谬，据情详请覆奏。未几，江西京官由胡小蘧总宪领衔，再上一疏，愈唱愈高。谓提学使者有养廉，何可滥取之民，且责问“江西岂无一廉吏耶”？忠诚虽以生员出身行伍，然彼时生员非末流之比，文笔正自不弱，方拟稿，言“总宪任贵州学政途中，有受贿情事，此时在查办中，岂有不取棚规之理！君上之前，不可欺饰也”。语意颇愤愤。幕客高杏村云：“似此措辞，近于互讦，无益也。不知胡公之田赋纳也未？”问之新建县。知县对曰：“十七年矣，只纳一年。”于是由杏村主稿参奏，其中警句云：“以五百亩之多，岂无一隅膏壤；以十七年之久，岂无一岁丰穰。”前辈口述如此，今观《忠诚奏议》，字句稍有不同，似后人增饰之。当时忠诚曾云：“彼曾纳一年，不虑其自诉耶？”杏村曰：“彼恶敢然！”奏入，总宪受处分降三级。同时以黔案处分降四级，至正五品。旋补卿缺，久不升迁，遂致仕。
李芋仙大令为曾文正公弟子，嗣需次江右，文正为说项于刘忠诚者屡矣，甚或为之解曰：“闻公买书，欲有咨询之处，芋仙，其人也。”忠诚不重文人，卒不遂所请。及先文庄任赣藩，大令来见，谈及文正，亟出布包于怀，侧身寻检良久，出文正所与批牍，中有奖励之词，若不胜荣幸者。文庄曰：“已矣，勿复言，须后命。”既而以告忠诚，俾署临川县事，忠诚有难色。文庄曰：“彼一愚骏书生，姑令得赀以去耳。”忠诚乃许之。往甫及一年，亏空近两万。当时因文庄定新例，知县交代不清，不允到省。大令及门，门者弗与通，大令力扑之，偾于地上，而自登客堂。仆人曰：“主人归卧室。”大令大言曰：“吾从入卧室，如何？”文庄闻之，命呼首县。未几，首县进见，引之客室中。文庄出，厉色严词责李大令，申斥备至，曰：“汝欠官款违省例，而强横若此，岂反叛乎！汝在抚州府知府幕客室中吸鸦片烟，行为已极不法，反谩骂知府为龟竖，天下焉有无赖龟竖之知县如尔者乎！”叱出。大令长跪乞宥，不许。命首县先行看管，当治以应得之罪：革职、查抄、监追。既而或为之缓颊，文庄曰：“吾责其交代而已，岂有他哉！”大令闻案情稍弛，复作态曰：“是曾骂我。”文庄笑且怒曰：“国法，长官骂属下，必面见耳闻、证据确凿者，得降级留任以下处分。我视官如敝屣，惟区区者欲与我相角，不值一角耳。”未几诏下，曰：“可会河南省，有应监追而逃走者，吏部定例以后，首县亲视入监。”李大令捧书不语，俯首饮泣。既而事经年余矣，文庄已权抚篆，屡得李文忠函，为之关说，文庄命缓之，遂逸至沪。嗣文忠书中又言及之，曰：“芋仙在申，他日《申报》对公讥刺之词必不已矣。”文庄复书曰：“夜行于乡野，遇犬吠，明知其有嗾之使然者，然不至毁衣伤肤，任之而已。大庭广众，忽逢优伶扮小旦，来前颂扬功德，辱斯为甚。流俗毁誉，何足为凭。”然终大令之世，《申报》中不载诋毁文庄之文，《天瘦阁诗》半在此时期，并无怨语，自前至后，均未言及罢官事。且全书中，绝未见疑似之间，有讥刺之处。于此可见，旧日文人尚知自治。大令故后多年，此一段公案，屡见报章后幅琐记，于大令当日之事诸多掩盖，而将实情露出一二，并非全出伪托，使人不能不信以为真。料想大令在沪，不敢著之于书。文人狡猾，口舌之间，喜占便宜，不免粉饰，以与人言。辗转相传，承讹袭谬，时或不免。兹纪其大略如此。
招商局创办之始，揽各省海运。武进盛杏荪观察至南昌，以李相书为介。新宁刘忠诚公开府江右，先文庄任布政使，为之上详。忠诚命司道会议，多以为难行。文庄以李相故右观察，辄言其利便，反复申述。同宫中，候补道廖芷汀哂曰：“中丞所不许者也。”文庄曰：“既中丞之意，曷不早告，奚用多言为！”乃已。及至文庄抚浙，观察来见。已得所请，复以海运例有保案，乞以奖励商局职员，而令照筹饷例，纳其赀之半数。文庄曰：“是二折卖捐耳。”笑谢之。然终爱其才，不之恶也。观察以南皮荐授京堂，修铁路，名满天下。常云：“苟有见我者，吾能令之赏识。”徐荫轩相国永拒不见，无如之何矣。
李文忠在曾军时，颇受湘人排挤，毕生心中，不免有芥蒂。致先文庄书，于左文襄则曰：“湘人胸有鳞甲。”于彭刚直则曰：“老彭有许多把戏。”“把戏”二字，即欧美政客手段。犹惜刚直生于彼时，且生平未办外交，不曾精研而一试之。论其本指，直道而行，尚是湘军初起。讲学宗风。查复刘忠诚被参“多妾吸鸦片烟”一摺，言多妾因无子，吸鸦片烟因治病。忠诚见之，愠曰：“是代我认罪矣。”刚直与忠诚，乡谊友谊兼而有之，而犹如此，何况其他乎！
《庸庵笔记》盛称劳文毅在粤镇定之功。《越缦堂日记》于咸丰甲寅文毅移督云贵诏下注云：“闻从英人之请。署黔抚韩超罢任，以张亮基兼署，不见明谕，亦出英人意也。”二书记载不同。新宁刘忠诚由赣抚移节两粤，先文庄以赣藩继任，于其行也，饯之于百花洲。酒酣，同官各有颂词。忠诚起谢，已而曰：“闻前任在羊城，每日作乌龟一次，此真难乎为继耳。”时文毅诸公子中，有需次江西者，且适在座，同官为之大窘。
刘忠诚简粤督，先文庄继为赣抚，临行时，问以旧令尹之政，忠诚密告曰“吾闻诸沈文肃：南昌本无教堂，教士偶然一至。每出，则有某把总潜率所属，衣便服，随其所往而踪迹之。行不多程，土人未知所以，往观者众，必露扰乱之状。内地居民少见多怪，乍遇碧眼虬髯之客，讥笑詈骂，不一其态，因之无识儿童抛掷瓦石，所不能免；市井无赖乘间窃发，有群起而攻之势。外人不通言语，初不之觉，既而微知情节，则已身入重地，必形惊惧。把总及其下便衣兵卒，暗加保护，而导之以至县署，乃正告之，令其速离。自文肃至此，抚臣两任，皆以是术抵制外人入境”云。观此，可见六十五年前之外交政策。把总受秘密任务，颇著能名，长官垂青，常有优差调剂，益觉志得神畅。惟小人欲壑，终无满足之理。一日，忽往见文庄求退职，文庄召入便室一见，问曰：“久不见汝，而竟衰敝，不复能任事耶？”把总以为未解其意，许其解职，惶遽不知所对词。文庄徐言及他，有顷，曰：“吾以汝为老迈不堪矣。今与语，精神如故，材力犹可用也。往矣，勉尽尔职。宁谓此戋戋者，不足于汝求进之路乎？”把总既退，文庄尝曰：“吾不善用权术，对于此辈，则不能不稍改常度矣。”
英人马嘉理由滇往缅甸，道经腾越，执有护照，沿途所在，照约应为护送。比其反也，被害于途。地方诿为未经知会，而其从人得官兵号衣作证，以为官民合计谋杀。英使威妥玛与译署议不协，下旗归国，道出天津，见李文忠。督抚衙署体制：由门役达号房，由号房达门房，由门房达签押房，非有贵客，各处未必一见即行，常有阻滞，于是门外之客不免久候。时值夏令，威妥玛曰：“不能杀我，殆将渴死我耶！”怒而行，遂往沪，使其参赞某稍留，复约会晤，谈及滇案，诿罪于官，虽岑襄勤亦遭波及。李文忠意轻参赞，词意不甚恭敬，谓其情节未必确实，而合肥土音，此老一生不变，曰：“汝谎。”译者以辞害意，遽责其欺。西俗以谎语应堕地狱。参赞怒曰：“公奈何厥口诅祝！”亦负气去。未几，译署使赫德尾追而至，跟踪至沪，威妥玛不欲回津，李相不允赴沪，乃折中而有烟台之约。宾主一堂相聚，前嫌顿释。威妥玛约文忠登英兵轮观操，其时吾人于外情尚未深悉，且先有叶名琛登轮一去不返之鉴，深入人心，从者咸请辞谢。文忠毅然而往，不稍游移。临别，威妥玛执其手曰：“吾今服矣。”文忠此举固有定识，而随员中有丹徒马眉叔，通达中外情势，颇有翊赞之功云。
李文忠生平以洋务受谤，固由于吾国人之昧于大势，抑亦西人不知内情，过于崇奉之故也。伊犁之役，戈登远至，文忠欣逢旧雨，欲举阃外以相属，戈登许诺。俄人抗议，戈登愿脱英军籍，而外交政策无如之何。出观队伍，喜盛军，曰：“率此以往，足以御敌矣。”戈登者客将也，先引至译署，将加重用。当时王大臣十余人，莫有所主，惟视恭王言动为进止。王一启口，则群声相应，无一语得其要领。戈登怒，归谓文忠曰：“速予兵五千，先入京清君侧，再议西征。”于是不欢而去。穆宗宾天，以无嗣子闻于外。法使热福理曰：“不如李某为帝。”虽属空谈，不免流露。其后八国联军至京，深恨吾国攻击使馆之不道，有言立曲阜衍圣公为主者，有言立明后者，究以不当事情而旋止。瓦德西至，见吾国无衅可乘，使德璀琳谓文忠曰：“各国军舰百余艘，拥公为帝，可乎？”文忠笑谢之而罢。以此言之，匪特吾人不知敌形也，敌人欲知吾国虚实，殆亦不易。惟文忠为能知之，故任何笑骂，不失英雄本色。不然，使人耳而目之，曰：“此欲为帝者也。”其将何以自容哉！
葛毕氏案发，先文庄时为赣抚，居南昌。前抚刘忠诚在任，彭刚直出巡，每至湖口，必绕道之省一行。及是复至，曰：“南昌非吾汛地也，往日因访岘庄来。今当公任，过而不入，公其以吾为简矣乎。”文庄留之饮。刚直居杭久，筑室西子湖，与俞曲园为姻，知时事甚悉。谈及葛毕氏曰：“葛毕氏人尽夫也，非杨乃武一人。葛品莲任其所为，本无取死之道。然乃武虽不杀品莲，品莲实因乃武而死，盖有由焉。先是，乃武狎葛毕氏，往来甚频。杭人多楼居而临衢，一日，乃武与葛毕氏坐楼上，适钱塘县夫人出，舆从甚都，乃武戏谓葛毕氏曰：‘是奚足奇。待我得乡举，拣选知县，汝杀而夫，从我履任，汝即肩舆中人也。’未几，乃武果中式，榜后填亲供，见师门，酬贺客，打抽丰，终日碌碌，尚未与情妇相见。葛毕氏惟记前言而乐之极，竟不及待而致品莲于死地。杭人以品莲死为有异，且无不知葛毕氏通于乃武之事，以乃武为主谋。知其当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问官以此定案。不幸品莲受鸩之日，正当乃武会课之时，狱词稍有罅漏。一经部驳，无从掩饰，全案皆翻。都中士夫言事，多偏于理，而未审天下事出于理外者正自不少。适丁文诚入觐，颇持正论，终不能解铄金之众口。此则自宋以来之通病，而毋容讳言之也。”
彭刚直谈葛毕氏案，任筱沅中丞时为江西提刑按察使，适同在座。先文庄曰：“葛品连覆验无毒，苟鸩死而使无迹之法，有诸？”中丞曰：“有之。吾为县令时，遇一谋害亲夫案，查无实据。既判无罪，行将释之矣，夫弟上诉不已，省署发县复鞫。吾百思无术，乃呼犯妇入内室，屏人，令夫人密语之，曰：‘兹县令与汝为同舟之人矣，果得其情，汝判罪，县令随之落职。汝曷以实告，俾共图之。汝夫为汝与奸夫毒死，确乎？’犯妇良久乃曰：‘确也。奸夫市砒八两，令每日于食物中下一分，不及半年而毒发。’药性由渐而入，故验之不得云。”中丞又曰：“至此，吾亦无如之何，不得不为之秘密矣。”文庄曰：“然则夫弟不将反坐乎？”中丞曰：“定例：死罪反坐减轻。”坐客皆嗟叹不已。
同时江西有谋死亲夫之案，与此相类。有与妇通而鸩其夫者，其致死之处，在死者之家。刘忠诚公任内，奸妇判不与闻定案。先文庄覆审，谓杀人于其家，使妇人不同谋，何从著手？疑奸夫自知将死，为情妇开一生路，早有预定之计。问官不加细察，据以录供。质诸发审局，一再推敲，果然。时文庄欲为更正，局员云：“如此，则前任有应得处分。”以忠诚方履粤督新任，同官固不肯为此也。文庄问局员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如犯妇本不知情，而夫死之后仍与续奸者，亦得死罪。”已而，妇人自认知情，不认续奸，竟无如之何。未几，大赦释出。此则误解经书“罪疑惟轻”四字之弊也。
鞫狱处分：失出五案以上，臬司降一级调用，督抚降一级留任，准抵；失人一案，臬司降二级调用，督抚降二级留任，均不准抵；故有“救生不救死”之说。然盗案则特重，仅下于逆案一等。十人为盗，劫一人家，十人皆死罪，欲减轻其一，必先为之开脱，言仅把风而未入门，亦不免烟瘴充军。州县亲民之职，苟境内出盗案，限中未能缉获，则展期半年为再限，三限至四限为止。过此四限，则开缺候缉，谓之“四参案”。地方官不幸而罹此咎，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。革职能另案开复，此惟有捕务之一途，舍是则万劫不复矣。故宫闻盗则穷治，役闻盗则急迫。人家匿盗，则立往自首，恐为窝家所牵累。途中遇盗，则群起而攻，否则望邻见证，亦难免祸也。以中国幅员至广之域，人民良莠不齐之众，承平之际，时无论日夕，地无论远近，一人独行而不忧其不至，一人独居而不虑其有他，非治盗之重典，曷克臻此！末流之弊，州县四参之例不及四届，皆辗转请托，力求调任，而视朝章如具文，一也。邻近州县偶破一案，则事无论若干起，贼无论若干人，期无论若干久，悉令自承而不问情真罪当，二也。南京三牌楼杀人案，业将曲学如、僧绍宗认为凶手，诬服论抵处决；而真杀人之周五、沈鲍洪在他处就擒，供出前节，遂兴大狱。斯由于承审官洪琴西都转非刑案老手，轻易起稿，未曾豫为之地。先死之曲学如、僧绍宗本届无赖，不问斩决、杖毙、瘐死，均非冤狱，宜定为主要罪人；而以余犯待查，为虚下之笔，则他日纵有正犯，另造口供，认为帮凶，俾无罅漏。则可以自圆前说，不致矛盾，为人受过矣。都转以能吏为时所称，陈臬开藩，皆指顾间事，不幸因此落职，一蹶不能复起。光绪癸未，先文庄简浙抚，过津，将航海往。李文忠专船送行，时招商局方制新舰曰“海晏”，乘至上海，与都转同舟，途中颇羡西湖之胜景。文庄因其案情之重，畏清议，未敢延纳也。都转往粤，未几病故。张文襄为请开复，甚费踌躇，见于晦若侍郎手书李文忠函稿，于此，犹足征盛时恤刑之意云。
薄罪代杖，重犯顶凶，极平常事也。明中山王故宅抄没归公，当鼎革之时，谓属赐第，取诸国帑，无人能为之辨。既而宅改提刑署，一犯因加杖而呼。问之，则宅裔徐青，代人受刑，言定仗数钱数，不虞承审官之增重也。王孙末路，无足深论，类此者遍处皆是，无可讳言已。顶凶每出于械斗，本有死罪，以一死免众人之死，而许赡其妻子。或同罪而因其贫，或非贫而抱恶疾，案件虽多，案情大率如此。河南斩犯胡体安临刑呼冤一事，殆兼兹二者而有之。王树汶，劫案要犯，本应处决，差役得胡体安贿，纵之去，而令树汶兼承两罪；不意当场举发，反得减等，可谓狡已。光绪初年三大案，误也，非冤也。主持平反者，后皆失意，历历可数云。
绍兴刑幕，师弟相传为业，初学必自大幕始。年满之后，随事勤习，师以为可，则荐往州县，由道府过司，至督抚署。年事既到，则资望随升，格式尽通，则操纵在握，无他长也。夏兼甫大令以知县需次豫章，值先文庄开藩江右，严定州县追欠章程，欲清军兴以后积习。大令来乞见，文庄责其交代。大令曰：“能交代与不能交代之故无他，缺有肥瘠之殊而已。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，奈之何！”文庄曰：“启口引书，知子为学人矣。天下书汗牛充栋，有教人赖债者耶，何况库款！”时，视学使者，许恭慎也，为大令缓颊，求补过失。文庄曰：“今将有缺出，彼欠交代，弗能与也。公告其速缴。”恭慎以语大令。大令思稍顷，曰：“缺耶，其玉山乎，妙之至矣！非此固不能令我食而肥也。”旋还前欠，往玉山任。更亏巨万，倍旧数，未及受代而逝世。沈文肃是时督两江，函劝勿登白简，将以入先贤祠庙。文庄命将大令所著《明通鉴》板归江西书局，折其欠数，其家不可，乃复文肃书曰：“我弹劾而公开复，各行其是焉耳矣。”大令在官，有一事，为流俗所称许者，为杖毙教民十八名一案。大令呈文，洋洋数千言，以为绌邪崇正，除暴安良之计，莫便于是者。文庄曰：“奏入，教士噪于朝，汝落职，朝廷旰食矣。”大令惧而退，谋诸抚幕高杏村，改为械斗致死，并造口供以实之，由县而司，会详以上，幸而免咎，则刑幕依法成谳之功也。后十有余年，文庄移督四川，未及到任而有重庆教案。教绅罗元义以乱民将攻教堂，雇众拒斗，杀伤踏毙十余命。欲加以重罪而毋词谋诸督幕臧吟樵、胡山农曰：“吾欲枭罗元义，以徇于众，俾知所戒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案有由，其可哉。”乃共定谳词曰：“死由于踏，踏由于追。罪坐所由，比以械斗为首之例，尚觉情浮于法，应拟斩枭。”疏入，报可会电线方展之渝，立电就地正法。法使为之请，固已无及。刑幕功用较之律师，似无不及。
《湘军志》言，李世忠落职闲居后，朝中尚疑其有异志，曾文正在江督任中，密使侦察，至其家，则已竹篱茅舍，种花莳竹，不复与闻外事矣。湘绮老人此章纪载，不知何据。世忠居安庆省城，挥霍如故，久之难以自给。开设鸦片烟馆，以为生计，窝藏匪类，自不能免。会有斯文败类，因欠烟资，为其所辱，纠众复仇。世忠野性，岂堪受此强制，亦号召徒党械斗，两方颇有伤夷。时裕禄为皖抚，裕庚在幕中，闻之，召至抚署，言将有所戒饬。世忠敝衣破履，从容而来，殊不经意。入门，遂禁勿出。疏请处之重典，制曰：“可。”诏书至皖，裕禄先勒兵，严为之备。中夜，取世忠出行刑。世忠见灯火满前，兵刃夹道，知不能免，夷然曰：“我昔居巍位，若有诏赐死，当先谢恩。”令人取冠服来。裕禄不许，遂诛之。世忠本剧盗，综其所行所为，一死不足蔽辜，然临刑数语，犹有磊落之象。裕禄用法，以事论事，则失之过甚。湘绮老人《湘军志》一书，评者多訾其不实，吾于此亦云。庚子拳乱，裕禄任直督，不之间，反与匪魁张德成、曹福田分庭亢礼，致酿大祸。若以轮回报应之说定之，张、曹定为世忠后身。裕庚夤缘至出使大臣，归而沾染洋风，至译署，置冠于地。袁爽秋太常入而讶曰：“冠胡能近履？”裕庚曰：“西俗如此。”太常云：“俗自西而人自东，虽学之貌似，无益也。”女德菱供奉内庭，著英文《清宫二年记》，于禁中事言之颇详。
南报销案，周瑞清等入刑部狱，费至三千金；龙继栋等羁关帝庙，费至二千金。瑞清得小室三间，继栋止一间，可自携仆作食，且通家人、宾客往来。否则仅一小土炕，以两狱卒敝衣秽垢者夹持之，饮食皆草具，不许一物纳入矣。望溪《狱中杂记》，有老监、现监、板屋之分。贫者系手足入老监，有资得脱械居板屋，费数十金。至光绪初，至百倍以上，可畏也。望溪言韩城张公廷枢、静海励公廷仪悉革其弊。又合肥李氏述其先德相传，文忠尊人愚荃侍御为提牢厅时，加惠于狱囚云。然世纵有三公复生，仅片时之苏息。狱卒窟穴其中，一或疏忽，则故态复萌，根株不能尽绝也。
左文襄幼年自负，几不可以一世，人称之为“小诸葛”，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，自称“老亮顿首”。其后丰功伟业，媲美武乡，可称佳话。常谓后人思想薄弱，不敢以今拟古。武侯所当曹操、司马懿，对手较为劲敌。然文襄勋绩，南平闽、越，西定河、湟，过于六出祁山远矣。
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竭，所谓鞠躬尽瘁者，是也。入赞纶扉，参预密勿，乃醇邸用南城舆论，以为左胜于李。及见其衰惫，不免爽然若失。旧例：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，其馀则不问不敢对。文襄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，蒙恩许诺。及下值，议令德榜谢恩。恭邸徐讽之曰：“且俟诏下。”乃已。李文忠奏报永定河堤坊一摺，枢臣以文襄为外任，熟于其事，引与计议。文襄曰：“宜先往观。”欲即行。恭邸讶曰：“不待奏准而遽出京，若上问及，将何辞以答？”文襄曰：“然则举动必待奏准耶？”恭邸曰：“内廷中，是则然矣。”
以下僭上，惟君臣之礼宜严，师弟则稍杀矣。圣门之中，有尊卑之别，不可稍逾。曾子责子夏曰：“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，退而老于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，疑女于夫子。”隐然有天泽之分焉。刘焉、刘璋父子，相继为益州牧，刘表讥其有西河之似，可谓罕譬而喻。庚子议和之役，李文忠居贤良寺别宅。建德周玉山制府，时以直隶布政使为随员，寓寺东院，有时乘肩舆而出，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。于晦若侍郎讥之曰：“如刘璋之在蜀。”此制府一时任意，侍郎亦一时戏言耳。实有其事者，惟文忠丁忧之时，张靖达护理直督，庶乎近之。其奏调丰润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，有参四道八镇之说。斯时学士直声振中外，挟以自随，实为示威属下之意。诏责其冒昧，弗许。相传公子霭卿部郎，清流党人也，与之为友，先得其同意，而后奏入。学士语人曰：“事诚有之，而未之允，疏已遽上，诚为憾事。是日考差，余适有小功之服，未之前往。不知者以为避考待旨，尤为误会。”未几，靖达至京，遇学士，谓之曰：“吾尝读《四书》文矣，冒昧足以偾事，冒昧亦足以济事。”学士一笑置之。然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，直至移督两粤，开缺从军，众口雌黄，犹未已也。
朝鲜之役，以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，王外迫于所生，内逼于所爱，处置不善，致启内忧而兴外患，人人知之，不待言矣。大院君，朝鲜守旧党也，心向吾国，为息事宁人之本。朝鲜国家大计，固莫便于此。闵妃喜新法，少年急进之徒，诱以自强之说，而不自度德量力，实为乱阶。变作，朝廷遣将出师。吴武壮率兵以往，即先文庄部下之亲庆军，于捻平之后，留驻北省，拱卫京畿者也。武壮军人，不谙外交。时张靖达署直督，使丹徒马眉叔同行。入其国，知其情，欲去祸源，有投鼠忌器之势。当时之上策，纵乱卒戕害闵妃，诚一劳而永逸。其后日本定朝鲜之乱，即行此计。武壮见未及此，知弗能治闵妃之罪，更无词可使出境，必不得已，携大院君还。譬如二人互斗，其过在甲，因有他故，不能使甲离其地，而强乙以去，亦不失为中策。使吾国于大院君之来，优加礼貌，使之乐而忘返，未始非息争之一道。乃视若俘虏，待如囚犯，安置于保定府。属国忠诚之士，反在羁禁之中，人心不平，藩邦觖望，莫甚于此。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当国，视大院君为同类，本乎一人之私，不顾国家大患，又无故而纵之。反使大院君一党，服事我者既已灰心，闵妃一党，谋叛我者更生异志。不及十年，东学党再起，而世事不可问矣。
母弟辅政，周公犹有疑焉，况下者乎！一误再误，虽宋太宗，未免于僭，馀可知已。丁⒐А⒋既王，犹有皇王气概，非宣统间亲贵之比也。咸丰朝咸不见用，天子之弟，不必有以自见，颇得养晦之道。文宗用人，惟贤是尚，不分满汉，皆肃顺匡辅之功。秋救群樱以军符予曾文正，实开中兴之业。不幸帝乃殂落，三奸夷灭，恭邸当国，阴行肃顺政策，亲用汉臣，李文忠尤其倚赖，凡所措置，足奠邦基，直至宣统末年，宫禁并无失德，颇足彰明一朝盛治。德宗嗣位初年，醇邸欲以左易李，既知不可，任之益专。文忠坐镇津门，朝廷大事，悉咨而后行。北洋章奏所请，无不予也。淮军将校果有能者，无不用也。臣下弹章，如黄涑兰侍郎、朱蓉生侍御，皆立予谴责，不能动也，较之他日疆吏贿买当国者，殆有异焉。文忠安内攘外，声望极一时之盛，当贤王倚畀之日，正外邦倾服之时。然地位愈高，益自隐晦，威福之柄，殊不自居。张文襄督粤，使王雪澄观察观政于北洋，往见文忠。文忠知其习滇事，谘诹甚备，而无暇及于新政。观察归至沪，见谕旨擢用岑襄勤，一切设施，悉如所言，乃知文忠之才大心细，而当局之言听计从也。曾惠敏归自欧洲，文忠以文正之嗣，亲近异乎寻常。惠敏年富气盛，略示欲得两江之意。文忠曰：“以子之才地勋劳，且承先德，何不可者！江南地大不易治，先试诸陕甘，何如？”惠敏怒曰：“虽死，固不愿往。”既而，醇邸屡以惠敏位置为问，文忠曰：“徐之以老其才。”惠敏困于译署，郁郁而卒，病中颇怼文忠负义，时人方知文忠遥执朝政云。又有一事，足以与此互相印证者。张霭青观察，南城谓之“清流靴子”，讥其比之于腿，犹隔一层也。又谓为“捐班清流”，而乃翁靖达为“诰封清流”，以善与诸名士交，而有是称。观察才识，文忠固所夙知。先文庄以姻娅故，益加青睐，需次入蜀，立予盐差，旋补建昌道缺。致书文忠，荐为按察使。文忠复书曰：“朝廷黜陟，从不与闻。”再请，则曰：“道员升臬，鲤鱼跃龙门，谈何容易！”其讳言权势而慎重名器如此。
李文忠坐镇北洋，遥执朝政，凡内政外交，枢府常倚为主，在汉臣中，权势为最巨。生平持盈保泰，从不敢擅作威福，虽参预密勿，惟恐人知。素与先文庄交善。今观所遗书牍，一再表明其志，可见时人误为宋之贾似道、明之严嵩。然宋人劾似道，明人劾嵩者，俱有奇祸。今人劾文忠者，充其极，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；犹可藉此得美名，博取人间富若贵，亦何惮而不为哉！推原其故，文忠虽无不满于人意之处，然李氏族大人众，良莠不齐，与民争利，倚势凌人，恐不能免。其致怨也，或以此之故与！先文庄丁忧起复，入京过天津，寓文忠行辕，与赵子方观察居一院。子方密告“傅相疏荐”，旋见而言谢。文忠笑曰：“子方泄我几事矣。内意将简东抚，以法、越生衅，浙省海疆事急，陈携丞求调，因移携丞于东，而以浙江借重使君云。”其后醇邸阅海，携丞中丞不请诸王仪制，为备行馆于烟台，用黄缎绣龙铺垫。醇邸行时，唯恐太后见疑，特请李莲英自随，名为优礼亲藩，以内廷宫监赍送往来，出于体恤之诚，隐寓监察之意。闻地方供给越出礼外，托词不复登岸。张勤果从办海军，勋劳甚著，随节出巡，遇事辅相，颇为邸所激赏。未几，黄河决口，携丞中丞去官，勤果即继其任。《清史稿》采取断烂朝报，似未贯串。
《清史》而立《货殖传》，则莫胡光墉若。光墉，字雪岩，杭之仁和人。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，江浙遍处不安，道路阻滞。光墉于其间操奇赢，使银价旦夕轻重，遂以致富。
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，皆倚之办饷，接济大营毋匮。左文襄至浙，初闻谤言，欲加以罪。一见大加赏识，军需之事，一以任之。西征之役偶乏，则借外债，尤非光墉弗克举。迭经保案，赏头品衔翎，三代封典，俨然显宦。特旨赏布政司衔，赏黄马褂，尤为异数矣。
光墉藉官款周转，开设阜康钱肆，其子店遍于南北，富名震乎内外，佥以为陶朱、猗顿之流。官商寄顿赀财，动辄巨万，尤足壮其声势。江浙丝茧，向为出口大宗，夷商把持，无能与竞。光墉以一人之力，垄断居奇，市值涨落，国外不能操纵，农民咸利赖之。国库支黜有时，常通有无，颇恃以为缓急之计。
先文庄抚浙之初，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，尚不知其为何如人也。光墉见，称述中堂不置，而莫明其为谁。问之，乃湘阴也，笑而遣之。未久，光墉以破产闻。先是，关外军需，咸经光墉之肆。频年外洋丝市不振，光墉虽多智，在同、光时代，世界交通未若今便，不通译者，每昧外情；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，彼能来，我不能往，财货山积，一有朽腐，尽丧其赀，于是不得已而贱售，西语谓之《拍卖》，遂露窘状。上海道邵小村观察，本有应缴西饷，靳不之予。光墉迫不可耐。风声四播，取存款者云集潮涌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。
光墉有银号一、典二十有九、田地万亩，其他财货称是。上海、杭州各营大宅，其杭宅尤为富丽，皆规禁御，仿西法，屡毁屡造，中蓄姬妾辈十馀人。先一日，光墉由沪而杭，尽呼之集一堂。自私室出，立即下键，各予以五百金遣去，不得归取物，有怀挟者任之。光墉选艳，惟爱幼孀，以为淫佚恣意之便，本无一人崇尚名节，故一哄而散，毋稍留恋。
次日，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，不稍隐匿。在落魄之中，气概光明，曾未少贬抑。文庄为设局清理，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，皆踌躇莫知所对语。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：“诸君学古入官，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，设典肆以谋生乎？收典犹开典也，不外验赀查帐而已。”
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，疏请捐出十万，报效公帑，其余求追，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。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，有万金在其银肆内。张幼樵学士来书云：“子授得失尚觉坦然，而家人皇遽，虑无以为生计，乞为援手。”亦诺焉。其外，京朝外省追债之书，积之可以丈尺计。则一时坐种腥怕仪樾危可想见已。
前一岁，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，肆伙以为方外，书名不便，拒而不纳。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，光墉偶过其处，问故，许之。及是，僧至取款不与，则敲木鱼不止，肆伙笑谓之曰：“和尚，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，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，不可得也。”不得已，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。僧持，泣曰：“僧携此他往，诚不知死所矣。”挥泪而去。其流毒类如是。
是时，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，其类不可胜数，罔不显其奢丽，其屋上雕镂、室中几案、园内树石，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，至于清亡而未已。
光墉未几即死，其母旋亡，距七十寿筵不足一岁。杭人谑之曰：“使母早三月逝，当备极荣哀之礼，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。”
《海上花列传》中，黎篆鸿即光墉也，语焉未详。传中有女婿朱淑人，今亦无考。然光墉有后嗣，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，营业至今不衰云。
台匪黄金满，逸盗也。盗既逸出，天涯地角、海氵筮山陬无不可以容身，虽欲缉获，无克期必得之理。当时大乱初平，人心未静，不逞之徒辄假之为标帜，江浙两省每遇盗贼之案，均用影射，甚至苏州文庙以金满名易入神位，尤为骇人听闻。先文庄任浙抚，诏旨督捕甚严，复使彭刚直往浙专治其事，而渺不可得。会旧部文员中徐春荣，杭人也，与天台县廪生谢梦兰习，令梦兰入其穴招之来降，问以近日江浙两省事，均茫然不知所以。春荣引之入见，乃一委琐不堪之贼也。文庄谓曰：“为盗而枭首于吾辕下者，不知凡几尔。犯罪累累而许以不死，何其幸也。”金满作向前势，曰：“抚台命我前进几步。”即上前几步，又作向后势，曰：“抚台命我退后几步。”即退后几步。文庄曰：“如此，良佳。”及刚直入粤督师，携金满往，且为之娶。至粤，来书曰：“金满又纳妾，从此不思为贼矣。”同时清议颇不以招降为然，文庄于始早为之计，令台绅请于刚直，刚直许可，乃会闽督何小宋制府衔入奏，而言路弹章仍复不免。一日，文庄至幕客文芸阁孝廉室，见一简，为盛伯羲祭酒书。论及金满案，言一劾不许必再，再劾不已必三云。及时过境迁，皆知金满无贰，甲午之役，将用以拒敌，皆曰：“彭刚直招降之功也。”吾国士大夫毁誉，大率类此。
东晋焚石勒币，壮哉！自此以后，莫能几矣。然宋以岁币奉敌，犹能言和，延祚百馀年而后亡。推原其故，国家尚有断制之力，不为士夫所劫持。至明末，欲和而不敢和，可和而无以和，则庄烈之朝纲，不如真、仁、高、孝远甚。而南宋道学方盛之时，尚有正气，又非东林诸人比也。道光朝，海禁大开，夷务为第一要政，于是挟一罅之见者哆口张目，发为快论，以隆虚誉而谋私利，置国家安危、生民祸福于不问。甚谓宁可覆国亡家，不可言和。郭筠仙侍郎《使西纪程》云：“不意宋、明诸儒议论，流传为害之烈，一至于斯。”足为流俗箴砭，而远大计划未之及也。以弱遇强，必如周太王事之以皮币、事之以犬马，事之以珠玉；越王句践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，乃足成霸王之业，滔滔者何足语此！
天下事皆有两端。一端以款为罪，则自命清流之列者也。当时诸名士，为首者称四大金刚，负敢谏之名，为朝廷所重。一疏上闻，四方传诵。平时谏草，辄于嵩云草堂，为文酒之宴，商榷字句。有张某为之奔走，传观者呼为“清流腿”。其依草附木者，则以“清流靴子”呼之，意谓较之于腿，犹有间也。因而有赀者为“捐班清流”，有佳子弟者为“诰封清流”，由是互相标榜，以跻显贵。既有捷径，则人莫不趋，徒党之众，固其宜矣。于是一端以款为主，恃“洋务”二字为妙用而致速化。越南事起，言事者多败，惟{客心}斋依北洋，获以保全。己酉之岁，日本游士竹添静一者，移书通商衙门，欲见吴江殷谱经侍郎及南皮张香涛太史。主者以闻，上知其人，屡加不次之擢。南皮遂由编修得司业，跻阁学，授晋抚。先以外力致贵，得志后不忘其本，用人行政，惟以洋务为重。于李文忠，则亦步亦趋，尤极其揣摹之工，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。及{客心}斋败于辽西，清流之中，惟余南皮一人，如硕果仅存，锐意新政，实得文忠心传。再传而武进、项城，南海、新会同时并出，遂屋清社。
周武壮于军务平后，驻防小站，以西法练兵，每日往校场亲自督率。当时，北洋淮军平日不忘武备者，以盛军为冠。发、捻两役，旧将存者，亦惟武壮一人。甲申之岁，丁忧回籍，旋即病故淮军命运，于以终焉。
法、越事起，政府以曾忠襄督两江，特召入觐。人人心目中，以为忠襄久于行间，娴习营务，应变之才，或非所长也。及见张幼桥副宪论兵事，曰：“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，吾亦成功而不居。不然，金陵既克，我师七八万，皆百胜之卒，先打捻子，后打回子，再打鬼子，宁待今日！”见周小棠通政，有旧，稍作深谈，曰：“我师今与西师战，有十六字秘诀，曰：‘先去先败，后去后败，同去同败，不去不败。’”值边情日急，副宪、通宪常相见，述及，讶曰：“奈何于彼此之不同也？”翌日，会于译署，恭邸问曰：“事将奈何？”时副宪、通宪及诸大臣皆在侧，颇觉答语措词之难。忠襄曰：“吾犹炮耳，诸公犹炮手，全权在握。诸公命勿动，炮之为物，静物也，待命则已。诸公一拨机括，则弹丸立出。”当时闻者，四面均有照应。及去，佥服其应答之妙。忠襄既履任，先将南洋兵轮大者五艘遣出援台。法舰追逐至镇海，攻击月余弗克，而吴淞反不被兵。江南防务，诏使闽县陈伯潜学士为之佐。闽县素好言事，忠襄辄不列衔，使独具名。会军务不利，各省多受严旨诘问，闽县去而忠襄身名俱泰。同时将帅，善处功名之际，毋若此翁者也。
先文庄初至浙，筹画防务，查问库款，时粮道库尚存银二十万两，藩库欠阜康银号银二十万，两相抵无余，空如洗矣。推求其故，则日供西饷之不给。时德晓峰中丞为布政使，召问之曰：“前任杨石泉中丞，何以舍己而芸人？”方伯曰：“闻诸幕中：虽竭所有以与之，左公责言犹无已时，问杨中丞之官禄，何自而来，区区者，反靳而不与。”文庄曰：“此言私也，非公也。其自今日止，勿解西饷，为海防计。”此浙省海疆兵事之始。未几，甘督谭文勤公果有书，趣方伯协款。方伯以自备无力辞。文勤来书，诘问浙省何备之足云。方伯以告，文庄令以法衅将起婉复之。先是，左文襄西征事急，文庄时抚江西，承平无事，常尽力以给其用。及告终养归，西征军罢，文襄疏请嘉奖各省接济者，文庄曾膺上赏头品顶戴。至是，甘、浙以协款而有违言，文襄因旧谊，驰书致文勤，言浙之助财，非定例所有，毋执成见，过于争竞，其事遂解。文庄与岑襄勤之交，亦以江西协饷之故，襄勤谢书今犹在箧。独在浙抚任内不与甘饷者，时地之不同也。
先文庄于东捻平后乞病归，知军力单薄，不足当捻众也。请以所部一军予潘琴仙方伯，俾合众击贼。时李文忠代曾文正为帅，不允，使本军中资望稍深者吴武壮领之，且曰：“吾终当留此军与子。”及浙防浙急，吴武壮率师在朝鲜，文庄函致文忠索之，文忠游移其词。未几，丰润张幼樵副宪来书，云“筱轩久驻朝鲜，其雅歌投壶之概，尚足愚朝鲜人耳目。若移而之浙，文人无行者，必将趋之若鹜，截旷之饷，不足以供其挥霍”云。文庄得书，笑曰：“傅相示意也，此军终不予我矣。”其后军分为二：留江南者，曹德庆、班广胜领之，驻吴淞；在冀北者，黄仕林、张光前领之，驻旅顺。将领四散，独树一帜，位至直隶提督者，叶志超；久从文庄在浙，授福建水师提督者杨岐珍；终守镇海者吴杰；从至四川，授重庆镇者，钱玉兴；授川北镇、调直隶宣化镇者，何乘鳌；官广东提督者，蔡寿亭；随张文襄，领军曰“凯”字营者，吴元凯。皆久于征战，官位较崇。其余无实职者，未及显贵而战死者，虽属部下而非亲随者，不在此列。
先文庄部下，以吴武壮为读书种子，视之最重。东捻平后，求解兵柄，即以众授之。李文忠殊不谓然，文庄曰：“筱轩不我弃也。”当时追寇，常距粮台数十里外，所得寇食，常辇以从，遇饷银前后不属之时，用以赡军。濒行，悉与武壮，有“领”字收据，久存吾家。至彼若何支销，亦不之问也。同治壬申，文庄由陆道入觐，武壮时驻军扬州，送至清江浦始返，骨肉之亲，殆不啻焉。武壮故后，为请建祠于嘉兴。未几，长君子恒往谒词，遂至杭州，馆于抚署，文庄以故人之子畜之。子恒性豪迈，不守矩度，文庄弗善也。一日，谓子恒曰：“尊公入祠之日，吾恨未往，默祝一言以询之。”子恒曰：“死者已矣，何询为？”文庄曰：“吾问何术，以止其乃郎之诞也。”子恒无愧色，亦终不悛。及文庄督蜀，请假回无为州宅，吴王夫人率其次子彦复来见，寓于余家。文庄视彼事如家事，责善难免过甚。偶问彦复经句，声色俱厉，彦复时年十六，急自辨曰：“《五经》素未熟读。”文庄谓吴王夫人曰：“嘻！筱轩日与文士游，其子未习《五经》，辱莫大焉。”又勖彦复曰：“勉之，速求学，未为晚。”后生小子，每不知先代之事，遂愈远而愈疏。非惟在公为然也，虽在私亦有之。
法舰至闽，丰润以浙为闽督辖境，电调浙江“超武”、“建威”两舰，舰长未奉巡抚之命，不敢驶往。丰润恶其违命，奏请逮治。先文庄怒，拟疏弹劾丰润玩寇之咎。已将驿递，幕客汪小彭曰：“公勿尔。不日行见丰润败矣，公何所图而取怨于友？”事遂中止。未几，丰润书来借舰，云：“浙仅两舰，无能对法。如移而之闽，闽足以御法，而闽日固，闽足以卫浙而浙不孤。于以见苏季合从之计，足破孟明鄙远之师。”邮至，马江已败，船械俱烬矣。及文庄移督四川，超武拖船送至汉口乃还。
法攻镇海之役，先文庄为战备，命吴吉人副将杰守海口，招宝山炮台。旧部中，杨西园提军岐珍、钱荣山提军玉兴、马聘三总镇朝选均守要隘。未几，法师船果至，攻招宝山弗克，杰功居多。提督欧阳利见，湘人，曾文正之妻党远族也。剿捻军中曾献策，令军土各持竹筒一，敌至掷之，以羁绊马足，传为笑柄。因文庄素轻其人，弗予增兵，亦弗重用。及文庄移督四川，利见谓副将居心险诈，函请闽浙总督奏参革职。时宁绍台道薛福成新简英使，抗疏力争。朝廷以谘文庄，副将得昭雪，留川防边。及日本师起，浙抚廖谷似中丞叠电调用，皆辞不往。中丞取朝旨，促之而后行，守镇海。历任巡抚仍之，至死乃易人。谚曰：“国乱思良将。”惜乎承平之时，凡事未之豫也。
中法之战，湘淮旧将犹有人焉，冯勇毅、王孝祺鏖战于越南，刘壮肃、孙壮武扌耆拄于台北，皆有令名。镇海之役，李文忠电稿载上海电报捷音，薛叔耘副都《浙东筹防纪略》，诩为中外交涉后初次增光之事。先文庄身亲其役，当时绘有战图，进呈御览，其副本尚存余家。战最烈者为吴杰，守威远、靖远、镇远三台，当炮火之冲，奋击甚力。功最巨者为钱玉兴，潜伏清泉岭下，置过山炮，击毁法船，自是法舰不敢近宁波海口。总其成者为杨西园尚书。皆文庄亲庆军旧部也。《清史稿》求其案卷不得，乃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当之。兹将光绪十五年六月，文庄昭雪吴杰原奏摺片录下：
吴杰系尽先参将，实任镇海营守备，管理镇口招宝山炮台，已历多年。臣前在浙江巡抚任内，因筹办海防，亲往查看，见其队伍整齐，炮具精洁，演放灵便，颇谙西法。访诸舆论，平日抚驭炮兵，威惠兼施，能得其死力，心窃器之。光绪十一年正月，法舰将犯镇口，所有南洋援闽之三轮避入镇口，人心惶惧。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忄匡怯无谋，仓皇失措，倡为徙炮拆台退守之议，将欲徙招宝后堂大炮，经吴杰极言不可，流涕力争，欧阳利见志在必行，谓违则即行正法。臣闻此信，严电饬止，乃定守口之计。及法船多只，来攻招宝炮台，数百磅长弹纷落如雨。镇海、宁波一带，人民迁徙一空。前镇海营参将郑鸿章所部兵丁，竟有翻穿号衣潜逃者。吴杰手开巨炮，与南洋退回之轮船，彼此齐发，各中两炮，洞穿法船两只，敌始败退。越日，又来猛攻，复击退之。法船尚于我炮不及之处，攻打旬馀，实赖吴杰稳守招宝一台，扼其咽喉，使不得逞。上海洋人登诸画报，中外传为美谈。事平之后，法提督李士卑士固求登台履看，讶其布守之坚固。欧阳利见因羞成怒。实阴仇之。臣会同调任闽浙督臣杨昌鼋郑鸿章奏参降补，即委吴杰署理镇海营参将。查郑鸿章贪庸忄匡怯，欧阳利见所与沆瀣一气者也。劾其所爱，用其所憎，欧阳利见益痛恨之。大抵义烈之士，敢于赴汤蹈火，不惯营私献媚，声望愈美，怨毒愈深，加以标营将弁，侵饷是其故智，欲去吴杰而夺其炮台差使，自便私图，亦以浸润之见，迎合欧阳利见之意。于是，乘闽浙总督卞宝第到任未久，不知底蕴，朦请参革，浙东官绅士庶，多抱不平。臣阅邸钞，正深诧叹。顷奉谕旨，钦感交并，乃知公道尚在人心，是非难逃圣鉴。窃思海防为目前第一要务，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将，遭贪庸提督之进谗，误被参劾，深恐内寒将士之心，外为敌人所笑。夫以专阃提督，吹毛求疵于一守备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以远隔二千里到任未久之总督，据提督来函，参一守备，亦只是循例办理，臣何能越俎为之昭雪！惟钦奉谕旨，垂询三端。臣在浙有年，闻见较确。吴杰才具，实足备干城之选，平日办事，实属可靠，至击退法船之功，尤赫赫在人耳目者。臣与卞宝第系儿女姻亲，此次误参，自未悉吴杰立功之底蕴。查海防获胜，系臣在浙江巡抚任内之事，见闻最真，吴杰之才，卫荣光必知其可用，而吴杰镇口之功，或不如臣亲见之详。事关海防，现奉特旨，着即据实覆奏。臣具有天良，何敢引嫌避怨，姑负天恩。理应披沥直陈，固无庸为卞宝第回护，尤不敢为欧阳利见曲徇也。
镇海击沈法舰，薛副都时任宁绍台道，谓先文庄奏报，全凭诸将告捷文书，不善描写，未免将捍海奇勋，湮没不彰。乃援乾嘉年间新疆回疆之例，绘成战图附说。兹摘钞如下：
浙省至宁波郡城向有电报，由宁波至镇海四十里，乘潮往返，文报稽延。法越事起，抚臣拟亲莅宁郡，就近调度。薛福成以巡抚出省，则调兵筹饷转多隔阂，因请由宁至镇，添设电线，一切机宜，电饬营务处薛福成、杜冠英传谕各营，虽相距数百里，而号令迅捷，如在一室。十年冬，法船游弋浙洋，迨十一年春接仗后，与法船相持数月，电报往来，日十数起，军机无误，则设立电线之效也。
镇海海口散漫，南岸育王岭，布阵岭、孔峙岭、清泉岭、沙蟹岭，北岸蟹浦、湾塘、沙头堰等处，均登岸要区。招宝山至梅墟，关系尤重。抚臣饬杨岐珍、钱玉兴将南北营垒布置后，各率所部，修筑堤卡。故声势联接，脉络贯通焉。
镇海口自小金鸡山至招宝山，宽约二百丈。马江告警后，抚臣以南、北两岸虽有炮台，仅二百磅子大炮一尊，若不于海口设立拦阻船路之物，恐敌以一二兵船羁绊炮台，余船直驶入口，两岸营勇力无所施。檄饬营务处薛福成，督同杜冠英与宁波府宗源瀚，购买舂木，用机器排钉海口。或七八十枝为一丛，或四五十枝为一丛，或二三十枝为一丛，自南至北，横立二十二丛，自内至外，直列十丛，经营数月始告竣。海口定议钉椿，抚臣虑舂密则水道壅滞，椿疏则罅漏较多。复饬薛福成督率杜冠英、宗源瀚，买海船三四十艘，饬令两岸防勇满装石块排沈舂缝之内，中间仍留口门二十丈，以便商船出入。另购大船五艘，三杠网三重，并借宁商宝顺轮船一搜，以备有事时封塞口门。厥后五船虽沈，宝顺尚留未用，商旅仍通，饷源不匮，而宁镇居民安堵如故，盖恃舂船之力也。
海口设防，抚臣咨请北洋大臣，饬派水电匠目四名到杭州，设局制造，并购置水旱电线。饬杨岐珍于营勇炮兵中，选择精细伶俐者，令其习沈埋演放之法。岐珍与杜冠英督率吴杰，于海口沈船排舂之外，沈放水雷六排。每排八雷，纵横相距十丈许，共沈四十八雷。又于小港濒海严要之处，埋伏地雷六十枚。其他如布阵岭、孔峙岭、清泉岭、沙蟹岭、蚶子岭等处，长墙卡门之外，各埋地雷三四十枚。敌知有备，始不敢登岸。
法船在马江开战，宁波绅民指目教堂，皆言法人藏匿大炮，将为内变。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官固威林，俾转告法国主教赵保禄，速迁往江北岸居住。赵保禄请饬查教堂，果有大炮与否。薛福成谓此说本非确实，但众怒难犯，如不速迁，日后断难保护。郡城团练夜过教堂，或以矛撞其门，争詈法人，法教士不自安，乃率男女徙居江北岸。薛福成允拨兵代守教堂，亦隐以稽察奸宄。俄而，定海讹言又起。定海民人教者二千人，教堂内日纠二百人操演，枪声与定海镇操兵声相溷也。薛福成谓徙其教士，则教民无所附丽。适奉抚臣严檄督促，致书定海守将，密商机要，而明告法教士以不能保护。往返驳辩甚坚，赵保禄语多恫喝，薛福成严折之。一日，教堂中阒然，则教士已尽室迁回宁波江北岸矣。薛福成乃禀调衢军右哨，及派卫安勇五十人，驻扎江北岸，名为保护教士，实拘守之，教士亦悚服听命。又令新关稽查洋船，凡法国商民、教士，但准出口，不准进口，以清间谍。故海口鏖战，而内地晏然。
法事日棘，抚臣函饬薛福成，遵照北洋大臣电传密谕，设法暗阻敌船引水宁波尚有引水洋人必得生、师密士二人，领新关执照，驾小船，在镇海口外，受雇领港。薛福成与约，月给厚费，俾敛船入口，交杜冠英差用。是时，师密士适接法兵船密信，雇为引水，薛福成使拒绝法人，且另给重资以酬之。既又函会税务司葛显理，派洋人随同杜冠英撤去新关向设之七里屿、虎蹲山等处塔灯、标杆、浮筒，以迷敌轮之路。迨开战后，薛福成侦知孤拔在上海募英人赫尔、德人贝伦为人浙向导，各许万金，如伤亡，则十倍给其家属。因亟电商江海关道邵友濂，派员禁阻。声言将撤销其执照，永不许在中国引水，乃议定各酬以千金。福成复告各国领事，如有洋人为法船引水，宁郡民情强悍，必相率而攻毁洋房。此以一无业之莠民，累及合埠安分之富商也。且难保非法人诡计，欲故坏各国声名。诸领事以为然，密致书驻沪领事，禁约洋人。后闻孤拔欲募引水，以攻镇海，悬价六万金而莫之应云。
法船四艘驶入蛟门，抚臣得报，飞饬各营，要约赏罚，并严饬南洋三轮合力协助，电饬杜冠英，传谕各炮台，镇静以待。正月十五日未刻，法将孤拔乘一小轮，亲入虎蹲山北，测量水道。我台开炮，击之几中，乃遁去。旋一大黑船，名纽回利，扑攻招宝山炮台，杜冠英饬炮目周茂训，开炮迎击，一发中其船头。敌势惶迫，掉头用排炮轰击，又被我炮台弹折头桅。我炮台，亦被敌击中数十弹，弹重二三百磅，陷入三合土内。后一弹著我炮洞门楣，铁炸入洞，击伤周茂训右胫。杜冠英令吴杰亲自开炮，杨岐珍亦至炮台，仝励弁兵，又弹中敌船尾，南洋兵轮，亦两炮击中敌船。随后三法船群开排炮，我两岸亦开排炮御之。自未至申，轰声不绝。法船连受五炮，伤亡颇多，我炮兵勇丁，只阵亡三人耳。
正月十五日之战，法轮败退，泊金塘山下。十七日黎明，又添两船，巳刻，复以一大黑船驶入虎尊山之北，攻我招宝山炮台。杨岐珍、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，敌船甫近，即被我弹中其烟筒，再中船桅。横木下坠，压伤兵头及护从多人。南洋兵船，复从旁击中二炮，法船创甚，收旗转轮，仅获出险遁去。厥后，闽浙总督杨昌鼋犹皆钡绫ǎ有法船运到一兵头之柩，葬于马祖澳，送葬者数百人，据传即将军迷禄，正月十七日在镇海伤亡者也。
法船再败之后，不敢再近招宝山口门。十八日夜，乘风雨晦冥，将用小船潜登南岸，图袭我港口之炮台。我师水陆弁勇，每夜轮流放哨。副将费金组瞥见小船，戒营勇屏息以待。及其渐近，突发枪炮，尽力截击，沈其两舸，余悉惊遁。
小港炮台，旧置炮位五尊。内光膛生铁炮三尊，未能及远，钢炮击远两尊，弹仅重四十磅，早经移置沙蟹岭、乌龙岗，但留空台，为疑敌之计。正月二十七日，法船遥对小港，开六七十炮，著炮台十数弹，陷入三合土内。二十八日，又来轰击，连开数十炮，未中。复将炮车吊桅顶，意在凭高易中。乃甫扯登桅，绳忽中断，炮坠舱面，压毙多人。自此遂不来攻，其为计穷力竭，已可概见。
法船屡挫之后，退泊金塘，唯以一船向前抛泊，倚游山为屏障。钱玉兴以乘夜袭击，可以得志，适当薛福成在镇海劳军，相与密商定计。二月初四夜，钱玉兴亲督副将王立堂，选敢死士，潜运后膛车轮炮八尊，伏南岸清泉岭下，四更后突击之，敌船连受五炮，伤人颇多，传闻孤拔亦受伤云。法船开炮回击，弹落水田。我军一无所损，旋即收队。
法越战役中，张文襄授山西巡抚，闽县会办江防，丰润会办福建船政，以词臣而仕军役，皆异数也。文襄受命，上书谢恩，有“身为疆吏，犹是依恋九重之心；职限方隅，敢忘经营八表之略”。文襄既去，其兄文达相国偶取视时辰表，笑谓客曰：“余只一耳，其七在舍弟所。”及越事急，移督两广，力主潘仕钊之说，弛闱姓之禁，颇为时论所訾。时各省军务多不利，闽县单衔条陈时务，触上怒，镌级去。侯官与闽县同城，实为一地。丰润败于马江，船械尽失。疏请恤马江死事诸人疏有云：“李长庚死事于闽洋，而其部将邱良功等卒平海盗。曾国藩初覆师于湖口，而其后遂为中兴第一功臣。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复，抑亦天心之草昧艰贞。”措词之妙，不可言喻。都人为之联云：“八表经营，也不过山西禁烟、广东开赌；三边会办，请先看侯官降级、丰润论功。”
醇邸隐握朝纲，礼遇文士，以要时誉，开当时词臣言事、清流结党之风。洎法越兵兴，轺车四出，率一试而败，惟南皮声名俱泰。粤督张靖达制府、桂抚潘琴轩中丞，以军事失利相继罢。南皮继任，适我军先败后胜，克复失地。当时战将冯子材、苏元春，悉前任疏荐至军。王孝祺本树军旧部，以靖达弟勇烈倒树湾与捻战败死，坐失主将贬职，至是起用。南皮以文人为帅，激励将士，坐收成功，虞允文采石之捷，不能专美于前矣。
闱姓者，广东赌局之最大者也。头家为富商大贾，主其事。开科之年，设局卖票，令人入钱。豫拟榜中每姓几人，以千万为一决，俟揭晓，按中否以定输赢。其始仅行之童子试，继行之乡试，后渐行之会试。其大力者，至为所拟之姓，广通关节，以冀必胜。于是姓愈僻者，愈为奇货可居。房官及提调，监试各官，皆阴行贿赂，转相贩鬻。督抚收其税以为利，名曰罚款，故行者益纵。士之应试者，多托贽商贾，自称门生，大为风俗之累。
法越之役，左文襄视师福建，将率师以帆船渡台。属下知其耄昏，日送之登舟行，夜回舟载之返，数日不得达。托言风逆，舟不得近，乃复登岸。彭刚直视师粤东，出示谕众，用“食肉寝皮”之语。为西人所见，诧为野番黑蛮所为。朝廷亟诏止之，乃止。英雄末路，诚不免露出暮气，然何至如是之甚。诚以二公少壮至老，身在行间，五日休息，心力交瘁久矣。刚直疏中又云：“古来臣子，往往初年颇有建树，而晚节末路，陨越错缪，由其才庸，亦其精气竭也。”读之能无慨然！
倭文端恶洋文，则命管理同文馆；李文正恶洋务，则派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二公终身不往朝旨，亦不催促。在政府诸公之意，但使知难而退可矣，不必强之上道，反为外交之梗也。邓铁香侍御以强项名，派至译署以折之。侍御非文端、文正二公比，不敢不往。虽疏请改武官，军营效力，以为尝试，不获所请，而仍就任。继又以谈边务，而使往勘越南边界，大窘而返。类此之举，近于恶作剧，取快一时，有碍大体。若在康熙、乾隆之时，固必有以处之，不若是之狭也。丰润之闽，侯官往苏、吴县至津，不问军旅之事曾学与否，凡主战者，即使往战地，尤近滑稽。
本朝英主迭出，无取乎贵强之相，从未见有大臣匡君之过者。御史章奏不避忌讳，容或有之，均置之无足重轻之列，不足深论。光绪初，惟阎文介可谓大臣。直枢廷，兼绾度支，承发、捻乱后，制国之用，量人为出，深合理财之法。时醇邸阿太后旨，修复颐和园，须用巨款，辄为公所靳，醇邸憾焉。会议钱法，以微过革职留任。未几复职，遂乞休，越五年薨。邸怒犹不息，拟不予谥。查本朝大学士恤典无此例。内阁拟字，圈出“文介”。在上意，为非佳名，故予之。然公之耿直，虽百年，犹一日也。
甲申之役，都中对语最盛之时也。讥张丰润、何子峨云：“堂堂乎张也，伥伥乎何之。”讥阎文介、张文达、乌少云、孙莱山云：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云山况是客中过。”又讥阎文介云：“辞小官，受大官，自画供招王介甫；全战局，附和局，毫无把握秦会之。”“辞小官”二语，乃文介疏中语也。又讥张丰润云：“三钱鸦片，死有余辜；半个豚蹄，别来无恙。”谓未战之先，闻彼常时言三钱鸦片殉难。及败，携豚蹄途中食之。
丰润赦归，娶李文忠之女公子，时人又有三联。一云：“养老女，嫁幼樵，李鸿章未分老幼；辞西席，就东床，张佩纶不是东西。”以丰润赐环，先就莲花书院馆席，既而入赘也。二云：“后先判若两人，南海何骄，北洋何谄；督抚平分半子，朱家无婿，张氏无儿。”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，次娶边宝泉中丞女，后娶文忠女。三云：“中堂爱婿张丰润，外国忠臣李合肥。”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。然观文忠尺牍，盖于丰润再断弦后，与有婚约，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。丰润败后，自称“贱子”，乃用杜甫“贱子因阵败”句也。梁星海有句云：“篑斋学书未学战，战败逍遥走洞房。”抑何可笑。
边帅图利，愈远而愈无忌惮。杨玉科在岑襄勤部下为健将，全滇底定，功列一等，法越之役，慷慨捐生，尤足令懦夫失色。惟生性过于豪放，是其一短。曾游沪渎，涉足花丛，任情挥霍，殊不自检。遂令东南人士，致疑于滇池之地，为珍宝蓄聚之所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古人所云债帅者，非耶？
各省司道及学政，向由本省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，以备朝廷酌量黜陟。其有治绩平常，或人地不宜，则内调候简。每年二三月，大批人员更动，且有令督抚另具切实考语者，皆密考作用。而措词偶涉含糊，即令更拟，其重之如此。浙江德晓峰方伯，在先文庄巡抚任内，欲予某甲署缺，未得许可，而先受贿。某甲人财两空，执刀立抚署官厅侧，言俟其出，与之并命。首县某，戆人也，遽入告曰：“某甲将行刺。”遂交首县看管。羁之客室，后有井，溺焉。文庄恶之，以其女为礼邸侧福晋，知有系援，且征于文友石之屡击不中也，欲使去浙，年终密考括以四字，曰“堪任封疆”。未几，方伯简赣抚。四川松锡侯方伯，在文庄总督任内，颇具干略。文庄爱其才而疑其心，年终密考，予以十六字美词，次年召入陛见，送之曰：“吾以‘堪任封疆’四字，而晓峰得任方面。今以十六字颂子，行矣勉之。”未几，方伯简滇抚。阎文介出枢府，其门人江西布政使李嘉乐、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两方伯，同时以密考左迁。文介上疏辨论，谓为赣抚德馨、陕抚叶伯英私见，奉旨诘责。然二李虽狷介一流，不免君子之过，究胜德馨，后之读史者自能明辨。德馨即晓峰名。
宝竹坡侍郎，癸酉典浙试归，买一船妓，吴人所谓“花蒲鞋头船娘”也。入都时，别行水程，由运河至通州，及侍郎由京以车亲迓之，则人船俱杳，传为笑谈。壬午典闽试，由钱塘江往，与江山船妓狎。妓面有痘瘢，侍郎短视，不之觉也。归途娶为妾。鉴于前失，同行而北，道路指目。至袁浦，县令诘其伪，欲留质之，侍郎大惧。以平时风骨，颇结怨于人，恐疆吏发其覆，遂于道中上疏请罪，部议褫职，报可。侍郎曾以蒲圻贺云甫尚书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，劾之去。京人为诗嘲之曰：“昔年浙水载空花，又见闽娘上使槎。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。曾因义女弹乌柏，惯逐京娼吃白茶。为报朝廷除属籍，侍郎今已婿渔家。”
于晦若侍郎、文芸阁学士、梁星海京卿，少时至京，居同寓，卧同一土炕，人心与其面皆不相同，虽圆颅方趾，而大小各别。三人冠履，可以互易而无不合，人情无不妒。三人中，惟学士如常，侍郎、京卿皆有暗疾，俗称天阉，不能御女。然三人狎游，尽以恣学士一人之淫乐而无悔。及得交志伯愚将军，盖称莫逆。将军非惟嗜好与三人同，其暗疾亦同，可谓奇事。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，治暗疾有奇验，以与将军，一试而获同等之效，再试则不验矣。侍郎夫人早死，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。盖三人者，皆文学侍从之臣，礼教非为吾辈设也。
先文庄督川第三年，实为光绪十四年，英人灭哲孟雄部，耀兵藏界。西藏葛布伦公爵伊喜洛布汪曲，率兵一万五千御之。战于捻都纳山下，藏兵败而奔。英人追击至咱利亚，又败，三败至东郎热，藏兵大奔。适江孜守备萧占先奉文庄命，往止藏番无妄动，闻败，立江孜泛帜于道。英兵见之，乃止不攻。占先与英将萨海会于仁进冈，占先曰：“奈何涉吾境？”萨海曰：“藏番来攻，追之及此。”占先曰：“藏番，吾属也。乱番可诛，良番何罪，受此屠戮？君独不念中英两国之谊乎？”萨海曰：“惟然，故入境无所犯。天气渐寒，今归耳。”乃退师。知府嵇志文从驻藏大臣升泰入藏，归述如此。川人哄传，萧守备与英战大捷，若得江浙文人点缀，是又一黑旗军台南独立矣。
英据哲孟雄之岁，先囚其部长西金王于葛伦绷。王母及子暨亲族、头目，避入藏属春丕山。英将萨海追藏兵至春丕山坌，寻其母子不获。战事既毕，王母率亲族诉于驻藏大臣升泰，且求救。升泰惧于英，弗许。王送衣物至边，且言伺衅将逃归。升泰不纳，英人益无忌。
咸同之际，旗籍大臣中，倭文端以理学著称，一时风化，颇为之转移。吾乡吴竹如侍郎与之志同道合，蔚然为一代名臣。费莫氏文文忠公字博川，为先文庄朝殿之师，每见，敬礼有加，称誉不容于口。同治初，政欣欣然有太平之象，虽恭王当国，皆公赞襄之功。及卒，李文忠叹曰：“旗人中麟凤也。”倾服如此。宗室岐子惠将军出镇成都，与文庄曾通兰谱，而见解不合。文庄不以加旗饷为然，主张以历年八旗欠饷，准其移奖实官，俾克转售得资，以济穷困。将军曰：“转售必有折扣，是亏在旗民，宜待国家财政宽裕，仍取之官。”成都旗营兵有为盗者，照章应先销旗档旗籍，而后加刑。华阳县知县张济，于报案公文不载其旗籍，而录于口供。文庄阅案已毕，未览供词，遽批“就地正法”。将军问知其故，即请将张济解职参办。文庄曰：“治盗严而加之罪，民其谓我何？愿公宽之。”将军固执不允，因之大哄。既而，交好如初。其坚忍之性，真旗人之健者也。
旧制，景祖以上宗支称觉罗，景祖以下子孙为宗室，而格格、额驸则无限制。乾隆三十六年，宗人议准：世祖章皇帝位下子孙所生女，照例视爵，封授格格、额驸，给与俸禄；其余王公之女给虚衔，推恩至四世以下。同治二年诏：自高宗纯皇帝以下各王公所生女，均为近支，照例封授格格、额驸，给与封禄；其余均为远派，仅封授格格、额驸虚衔。虽以次递降，仍推恩至五世以下。凡一朝崛起，封建亲戚，屏藩帝室，当时人数无多，未始非荣幸之事。传之既久，至光、宣之际，愈演愈众。甚至四品宗室，及格格、额驸名位，求其一饱而不可得。成都将军岐元子惠，自言：幼时贫困，夜出挈篮卖萝卜，行至某处，近于其姻家，闻声延入与语，惭而逃去。余家在旧京时，车夫用一重亻台，即有额驸职衔，问之，则云：“非此，将坐以待毙。”逊位以后，艰苦之状，不忍言矣。
屠梅君《请归政之后处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》一摺，在醇贤亲王疏请继续训政数年之后而上者也。醇贤亲王之于德宗，义虽君臣，恩实父子。王既有此请，则是时德宗年少，圣德未宏，将以有待，自可默喻。屠侍御更陈所见，何致遽膺谴怒，其故不得而知。果如侍御之言者，可免甲午中日之战，可免戊戌维新之局，可免慈圣三次垂帘之命，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，可免拳匪作乱，以致八国联军入都之惨，可免四十五年九百万万赔款本息之费。侍御此奏，关系岂小也哉！
归政、大婚，两次大典，三代覃恩，赉及赫德。其余军功，督抚提政，无论存没，皆叨异数。所遗者，惟先文庄及沈文肃二人。文肃殁已久，或一时遗漏。文庄以浙抚任内，奏请缓加旗饷，增练海军，与醇亲王设施大政全然相反，致忤邸意，故不及。李文忠函，则谓邸于此事，并无意见云。附录《缓加旗饷疏》如下：
叠准部咨，筹办海军经费、旗兵加饷二事，此皆国家根本之计，远大规模，臣虽至愚极陋，何敢稍有异词。惟两事并重，当先重其尤重者；两事并急，当先急其尤急者。方今外洋环伺，迭起衅端，我所以隐忍议款者，以海军未立也；彼所以肆意要挟者，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。圣漠宏远，创立海军衙门，筹备船械，操练兵轮，此至重至急之务，万不可再事迁延稍缓须臾者也。至于八旗兵丁，皆我朝开创之初，从龙旧旅。自减饷以来，不免拮据，议复原饷，固理所当然，臣倜烈嗨钦仰。惟两大政同时并举，需饷太巨。天地生财，只有此数，府库进款，岁有常经。自咸丰初年用兵以后，外备强敌，内防伏莽，各省防勇，万难全撤，虽益以厘金、洋税，仍若不足。臣忝抚浙江，已叠将支绌情形一再陈奏。各省情事，虽不尽知，然屡准户部咨催协饷，开列清单，即如江苏、广东，素称丰裕，亦复欠数甚巨，其余各省，大略相仿。今骤需巨款，势必纷纷欠解，部议处分虽严，然只能竭其所有，势不能强其所无。两事兼营，万难兼顾，不如略分先后，期于必成。可否饬下户部，将各省协解饷款通盘筹计，不以历年派拨之数为定，而以各省实解之数为额，究竟每年能添解若干。如不能两事并举，只可先竭一二十年之功，岁提三四百万，专意海军。待海军就绪，库有储馀，再议旗兵加饷。庶循序渐进，事有归宿。溯查旗兵减饷三十年，固属异常困苦，亦已支持到今。臣非敢谓加饷之不重不急也，而以海军关系较之，则尤为至重至急。故为此万不得已之说，或亦一举两全之计。至国家亿万年丕基，当筹亿万年久长之策。八旗丁口众盛，数十百年后，蕃衍生息，其数更倍于今。即兵饷复额，万无给足之理，朝廷亦更无养育之法。其应如何安插疏通，拟请旨密饬亲信王大臣从长计议，徐图补救，是非臣之谫陋，所能拟议毫末者也。
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，奉到朱批：创立海军自系当务之急；而旗兵日久困苦，何以资操练而固根本？至欲另筹安插疏通，轻议更张，尤属非是，原摺着即掷还。
顺直水灾，常熟翁文恭、南皮张文达各作书画便面十，售赀助赈，每件二金。都人未之前闻，赈局司帐，亦不知二公笔墨之身价也。忽为一不知姓名人所见，尽数买出，赈局以为利市，往二公家，再三请益，二公不允。都中以为奇谈，日往局问讯者数十起，而卒不可得矣。
《四库全书》于本朝著作抉择綦严，集部尤甚，名望稍次，皆在屏除之列。雍乾学者，时代太近，或其人生存，格于定例，不及著录。嘉道以后，更无论矣。光绪中叶，论者多主续修《四库》，朝旨允于《会典》告成举行。未几，即有日本之败，《会典》成后，新说繁兴，百政待举，无暇及之矣。
阮文达公大考，《眼镜诗》首二句云：“四目何须尔，重瞳不用他。”时高宗年近八旬，目力不减，颇以老健自喜，阅诗大喜，拔置第一。文达因是骤跻显贵，出膺疆寄，入赞纶扉，躬际太平之盛。晚岁优游林下，寿臻耄耋，每逢庆典，屡沐恩施。儒臣之福，莫与比伦，皆一诗之功也。《蕉窗随笔》谓其谄事和┞，授以意旨，固属诽谤之词。然公以词臣在朝，焉知宫禁细节，纵非有意刺探，其闻诸内廷行走亲近之臣，固属当然之理。和相既有师生之谊，圣躬康泰，平时自宜谈及。适逢其会，形诸歌咏，遽邀上赏，乃事实之不可讳而不必讳者也。光绪壬辰，潘文勤公为总裁，相传有钟鼎关节，亦是类而已。
旧制，六部中户部、刑部以省分司。户部以广东司为首领司，刑部以贵州司为首领司，皆以所管之省地僻事简，令兼其事。凡部员到部，分司平时点派例差，如陪祀、当月之类，均由首领司呈单，自新进中选取之。陪祀者，春秋时享，随驾前往。当月者，轮班值宿本署。匪惟无功之可言，稍不自慎，尚有过失，部员皆以为苦。刑部专差，有监斩一事，尤为畏途。新进部曹咸不能避，稍有门路，往往辗转求免。观李莼客《日记》，作书致各方请托之状，亦可怜矣。每司旗人正掌印一人，汉人正主稿一人，以旗人掌印为重。近年，旗籍颟顸者多，汉宫稍露头角，亦有以正主稿执政者，俗谓之“当家”。司员初至，谓之“散走”。既而，随印稿到堂画稿，谓之“吃面”，“吃面”者见堂官面也。见面已频，随事讯问，应对合宜，堂上既知其人，遇有差委，谓之“乌部”。印稿开单，堂官点派，不在单内者不点，不列首选者不点。散走得差，旗人以帮印行走始，汉人以帮稿行走始。旗人氵存升帮印，而掌印行走，而掌印，而正掌印。汉人氵存升帮稿，而主稿行走，而主稿，而正主稿，循序渐进，亦不越次。郎中、员外、主事补缺章程掌于吏部，不出定例之外。补缺之后，或得候补京堂保案，而内跻卿贰。或得京察一等，外简道府。虽无成法，惟资、劳、才、望四者必居其一。当时职官幸进者未尝无之，然而鲜矣。
光绪中叶，帝初亲政，各省乡试，考官命题，颇有忌讳。甲午科四川省乡试，正考官朱琛、副考官徐仁铸。第一题《必也正名乎》适朱琛请假回籍，徐仁铸先回京。上召见，问曰：“何名之可正？”盖上以宗支入嗣，鉴于宋、明尊崇所生之弊，讳言之也。仁铸对曰：“向例正考官出第一题、第三题，副考官出第二题及诗题。”未几，朱琛以大计免。文字忌讳，微特对上也，同官亦有之。辛卯科四川省乡试，正考官李端，副考官陈同礼，字润甫，吾乡怀宁人也，其后与余家联为婚姻。第三题《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》，先文庄拟墨中有句云：“伊吕老匹夫。”闱墨刊时，润甫请于文庄，以“一”字易“老”字，言张子青相国畏言老，文庄笑而许之。
奸案格杀勿论，按律应在奸所登时捉获。苟非然者，不能引此条为例。光绪间，粤中有本夫与妇随人逃后两年，踪迹得之于数百里外，因并杀之者，援例释罪，部员挑剔勿允。时李勤恪为粤督，杨莲府制府为入幕之宾，改判词云：“窃负而逃，到处皆为奸所；久觅不获，乍见即系登时。”薛云阶尚书在部，见而大赏之，立允其请。旧案中，女子在楼上，见墙外有小遗者，指其阳示之，羞忿自尽死。欲构其罪，既无言语调戏，又非手足勾引。一老吏为批曰：“调戏虽无言语，勾引甚于手足。”乃定狱。薛尚书谓此二句，尚不如新案谳语之警策云。
黄婆以元至正间自崖州附海舶至上海鸟泥泾，始教人纺织木棉为布。创为绞车以去核，为推弓以弹茸，为纺车以成丝。由是遍传海内，而松江、太仓棉布之利尤甲天下，上海又为松、太之最。黄婆殁后，乡里醵金葬而祀之。道光六年，以河道梗，创举海运，用上海沙船集事。于是士民谓沙舰之多，由于织布市，议建黄婆专祠，以报其功。上官格不入奏，而祠已成，包慎伯为之碑文，以先棉之祀，比之于先农、先蚕，文载《齐民四术》。今上海租界繁盛，几无隙地，黄婆祠所在，则人无有知之者。盖当时既不列祀典，年淹代远，久已倾圮无余，地址以价日昂贵，亦侵占皆尽，殆灭迹矣。念西洋商务，果其专心销货，弗借兵力，无意侵占土地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不须商人列肆，更不用使者驻京；则其奇巧之器，创始之人，吾国方且馨香顶礼之不暇，何至战争哉！佛教东来，贤士大夫多爱其玄理。即明末耶教航海而至，以私人性质，无国际交涉，学者犹乐与之游，不似末造民教相仇，其理则一也。合肥李文忠、武进盛愚斋尚书，通商惠工，功德在民，有不可磨灭者。文忠始购纱机，愚斋身亲其事，二公之泽，较黄婆为多而且遍。惜今之人思想薄弱，并世之，人无敢俦之前贤往哲，比于先农先蚕。斯乃世风递降所致，非人力所能为矣。
先文庄乞归田里，凡八上章，皆蒙温旨。李文忠公书曰：“近年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其后，文忠与余偶言及此，曰：“此许恭慎之力也，事后乃知耳。人告尊翁，言醇贤王以缓加旗饷事，盛怒之下，得阎文介一言而解。文介终年不得见王，尊公恶乎知之云。”文忠之言自必有据。然寿州、嘉定两相国致文庄书，至今犹在，皆云“朝邑之力”。寿州书云：“加饷为邸意，是劾邸也。”嘉定书云：“大疏既上，丹初誉不容口。”同一当道，而见闻不同如此。章京中有同年友传语相告，则云：“醇邸见疏大怒，曰：‘汉人太无良心，做旗人官而于区区之饷，犹吝之耶？’朝邑曰：‘王毋然。使疆臣人人如浙，则国家不患贫矣。’”章京之言未必全虚，而又有同异，可知朝政之不易知，人言之难尽信。
又有一事类此者。文庄与徐季和京卿，为庚申会榜同年，嗣以女字嘉定相国之子惕祥，过从甚密。相国为京卿叔父，相形之下，不免稍疏，然亲友之谊，未见因此生隙也。其后京卿章奏，附见《邓铁香集》行世，曾密保人才，以钟德祥为第一。未久，德祥两上封事，弹劾文庄。其中内幕，与京卿不无关系，文庄始终茫然。次岁，德祥以赃罪遣戍，两请捐费邀免，均奉严旨申斥。京卿虽举主，而封事留中，人不之知，政府亦不能尽记，故未获咎。及京卿视学皖中，请修学宫，责命绅民出资，波及寒族，文庄见奏，乃叹其年谊之薄也。
德祥弹章两上，一由湖北巡抚谭继洵查复，上以“措施失当，任用非人，致招物议”，谕令吏部议处分。及部议落职，上以“宣力有年，平日办事尚属认真，特从宽典”，明见谕旨。国史立传，定兴为总裁，改云：“部议留任，上谕加重”，可谓奇谈。寿州孙文正同在史馆，馆员录谕旨以请命。文正曰：“国史三十年复修，届时憾者早死，不复能舞文矣。”然不十年而国以亡。今商务印书馆国史列传所载，犹是定兴主笔之文，未之改也。一由尚书裕德，侍郎廖寿丰查复。四川官运局，群以为利薮，自丁文诚时已然矣。文庄履任，夏菽轩中丞时为盐局总办，辄以旧令尹之政相告。名目甚多，无非公款取息，作为公费而已。文庄曰：“以往之事，可置勿问，嗣后勿任再取。我非奏定之款，不敢取诸公中。”其时并不知后有参案也。及两使既至，中丞请秘勿宣。然册籍俱在，岂能尽掩。两使据有案者入奏。上以“宝桢于款项出入，未经整饬，札提公费等，多不严明，惟盐务补救之功不可没，免其置议。”两使又以“官运济楚，公私交病”为言，上以“唐ぁ、夏时相率徇隐，均议革职，薄责后任川督”，未加更正。文诚擒斩太监安得海，颇负重名，纵有小疵，微论其旧日局员之不欲泄也。即文庄与两使之意，推之朝廷免议微旨，莫不如是。《清史稿》列《文庄传》于丁文诚之后，以《吴武壮传》与诸淮将合为二卷，并不知武壮为文庄旧部，继为统军，故后文庄曾为请建祠，有案可稽者。《清史稿》又曰：“继丁宝桢弊绝风清之后。不特叙事兼议，有背国史体裁，似秉笔诸公，于当时朝报，未曾寓目。作史之难如此，不可不知也。”附录《请建吴提督专祠疏》如下：
臣查，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，原带“庆”字营，于同治元年，随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，自皖至沪。及臣以编修奉旨赴沪，经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，照会募勇剿贼，并将吴长庆“庆”字两营拨归臣部，由松江进兵，规取浙西。该故员身先士卒，所至有功，而克复嘉兴府城，厥功尤伟。李鸿章请恤原摺言之甚详，已蒙洞鉴。今该绅等具呈前来，出于至诚。恳恩准将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，在浙江嘉兴府立功地方，建立专祠，列入祀典，春秋官为致祭，以抒舆悃而彰崇报。
吴吉人副戎生性伉直，在浙被议，奉调至川，先文庄用为管带，驻峨边防夷。副戎曰：“杰在浙统兵，多于此矣。”文庄曰：“领军不在多寡，尽职而已。汝不记为卒时事耶？”副戎曰：“唯公用之，敢不从命。”副戎时来省，每至督署，辄谈夷状。副戎曰：“吾初至边，辄有夷人杀人越货，追之则逃，吏云：‘向例，俟其叛也而诛之，免兴大役。’吾意彼能来，我岂不能往。其后，逐一逃人，穷追至彼寨，攻克之，令献罪人，斩以徇。自此一劳永逸，连岁无劫案。”其后，副戎守镇海炮台终身，光绪末年犹及见之。时浙绅为文庄建祠于省城，副戎持异议，谓宜在镇海，将自募赀为之。副戎旋逝世，未几国变，其事遂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