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伏庐晤傅沅叔增湘，以名山胜水一册见惠。谈次，沅叔谓：“少年时，曾以吴挚父先生之介，入直隶清苑县劳玉初先生幕。县幕月致薪水之养银十两。劳以余薄有文名，且得挚老之介，特年增二十两，盖殊遇矣。”又谓：“玉老以循吏称。然其在清苑，则县署几为民毁。由玉老不信神，而县适遭旱，乡人击鼓鸣锣至县署，舁所事神，强县官叩头求雨。玉老以非列在祀典者不拜。始，玉老禁祀五通，民间讹传玉老为信耶稣教者，至是相持，民遂鼓噪，既毁大堂，复毁二堂，幸亟退避，乃及三堂而止。”伏丈因举玉丈以知县到省时，李鸿章总督直隶，李视其人如乡曲老儒，薄之。意其不习公牍文字，颇致戒敕。玉丈所对，径斥督署幕府。李瞿然惊，诘其何指，玉丈即举象魏所县以对，李乃改容。询其曾读何书，则列举以对。明日，便下扎令办牙厘局文案，美差也。伏丈又举玉丈任吴桥县时，遭义和团过境，直隶总督裕禄，以令箭使办供应，玉丈不谓然，而势不可违，乃电禀山东巡抚袁世凯，以“义和团过吴桥，即抵鲁界，逾此之责，不在吴桥”告。袁覆电谓：“义和团当拱卫京畿，若逾此而南者，必系诈冒，可严惩不贷，余亦当率师北堵。”玉丈乃据以布告，少滋事者即诛之，先谓之曰，若系真者，不畏刀枪，然自无不即时殒命者。虽少滋杀戮，而大局得以保全，亦丈应变之功也。又举玉丈清末还浙时，浙江巡抚将聘丈为浙江大学堂总理。浙江大学堂者，故乃求是书院，浙江新教育机关之首创者也。是时，院生皆浸润于民族民权之义，每发于文章。院生中有杭州驻防人，所谓旗籍生也，摭拾文字以告其营之豪者金息侯梁，息侯即代为文以上于巡抚。一日，巡抚任道熔屏仪从，聚至院中，托言参观，巡视讲堂宿舍，壁间布告皆录之。复索诸生肄业文字，亲携以去。越数日，则尽率司道府县至院，昭告众人，谓有人密告，院生有逆道文字，公然宣示，监院为之魁率，故余于某日来此察访，并携诸生文字监院告条归而详览，毫无所有。当此之时，尚有挑拨满汉意见，而兴文字之狱，实非国家之福，不可不惩。即令仁和、钱塘二县，将院中旗籍诸生，勒归其营，令杭州府谒告将军，请其严惩。始出所怀物，令司道以次阅毕，乃交监院阅。时，伏丈正为监院，至是，恍然前此巡抚轻舆而至之故。其密揭中于伏丈致憾尤深。伏丈乃注意诸生，详察之，果有李斐然、史寿伯者，曾为《罪辫》一文，而史文光为之修改者，其文已展转入玉丈手矣。伏丈乃即偕高啸桐先生至桐乡玉丈家中乞观其文，玉丈谓：“文可观，但不能持去，余亦决不令此文入他人之手，待余至院时，当毁之。”后玉丈过嘉兴，即当啸桐先生面火之，此与杭州革命历史上极有关系。孙江东、李斐然、史寿伯皆余友，而寿伯较密，是时余尚肄业养正书塾也。然此事以余闻于伏丈之弟叔通吾师者，尚可补遗。此事由孙江东偶于暑假中以《罪辫》文为诸生消夏之课，有施某者作以质江东，江东圈其文自首至尾不绝，但直勒其文中“本朝”二字，而易以“贼清”二字，学监徐少梅先生得之，以示金谨斋先生，两人皆以持正自命。而谨斋尤喜事，即持以语劳玉初先生，玉老老于吏事，知可兴大狱，即置其文于靴筒中，而以词缓谨斋，然风声已远。院固有满洲学生，尤悻悻。巡抚任道熔闻之，以询玉丈，玉丈阳为不知，但曰：“吾自当查。”其实丈已毁之矣。谨斋知之，颇不平，玉丈谓之曰：“此何等事，君欲杀数十年少耶？于君果何益？”事亦已。然余闻“贼清”二字，乃寿白文中所用，或江东据以易施文耶？惜余未尝面询寿白，而江东则下世久矣。玉丈为余舅母之弟，而少居余外家杭州大东门双眼井巷邹氏，余母又为玉丈之母之义女，彼时余年未冠，虽曾拜玉丈，亦未请也。丈桐乡人，名乃宣，以进士出任知县，由吴桥知县行取御史，又出为江苏提学使，后赏四五品京堂，入为资政院议员，清亡，居青岛，以遗老终。其学长于算术、音韵、法律，为人勤谨，清之循吏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