闻邻县新学界有刘歌丞者，不讲声光化电之事，亦不讲经济法政之学，但闻外国不供神像，破除迷信，即可自由，乃将门外关帝庙神像毁碎，思为一邑之倡。不数月，疽发于项而死。死后无敢绳其武者。忽有同邑文士李慈垣，奋然而兴，曰：“愚夫愚妇，烧香拜庙，殆为刘歌丞之死，故信神益虔与？吾为邑中文学士，当有以祛其惑。”遂将邑中大小庙宇神像，率数十工人全毁之，不留根株，颇觉快心。闻乡人将群殴之，抉其目而断其腕，大惧，夜奔境外，数月不敢归。其子往寻之。不数旬，其子扶父柩而归，言其无疾而终，事可异矣。予曰：“是不为异。传曰‘众怒难犯’，宜其死也。”按塑像之始，原于三代祭先，以其孙为尸。祖孙一脉相传，形多相肖，以相肖者为尸，具有深意。故民间欲奉某神，先塑像以肖之。其肖之也，亦想像而为之，如塑菩萨，则肖其慈善之容，塑阎罗，则肖其威严之容，均原于古人祭而为尸之义，敬而远之可也，何必毁之？难之者曰：“外洋不立神像，是必有道。”予曰：“外国莫古于埃及，五千年王后石像，土人敬奉之，无敢毁。谓予不信，中国出使大臣曾拓而见赠，悬之书斋，请往观之，其上题跋数百字，虽似虫篆不能识，定为赞美之辞，颂其有功德于民也。记曰‘有功德于民则祀之’，举凡载在祀典者，又何必尽毁之？”难之者又曰：“庙中皆僧道住持，异端害正，故毁庙而逐之。”予曰：“独不阅《东华录》，康熙时，有言官条陈，驱逐僧道，以杜异端。上曰：‘今日僧道，绝不解虚无清净之说，于人心风俗无关，留作诗料可耳。’”故予闻近日毁庙逐僧之事，有句云：“伤心夺我吟诗料，不见僧敲月下门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