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问于予曰：“今日土匪之多，是何故？”予曰：“非土匪，流民耳。昔桑弘羊为府库敛财，天下大乱，世谓之红羊劫。王安石行新法，税青苗，而流民遍野。民国成立，一变清法，征地丁则附加之外，又有附加，已加至十之五六，且有新学在位者，贡献妙策，清丈地亩，多一分地即增一分之粮。莱芜县聚众殴官，案尚未结，官尚而行，伤未全痊。子见之，尚伛偻不能为礼，如巡警官之赵一琴者是也。敛财之法，又百出不穷。清廷禅让，迥异亡国。舜禹继位，未改尧典。至民国红白房地契，重令缴验取税，一纸一元未足也。猾吏又令其一亩一纸，稍有抗违者，则鞭笞继之。更可笑者，县官能缴验税十万八万者，则分润之，且记功超升。政府课吏之法，亘占未闻，必欲使通国官吏，长国家而务财用，吾不知今之巍然为官者，是大人乎？小人乎？吾不敢谓之小人，谓之曰‘以利为利’。于是临朐有戕官之事，泰安有为已去之官，方铸秦桧之像。长此以往，民穷财尽，难免不尽为土匪。尤可异者，今之人一朝服官，则良心丧尽。日昨邻县税务分局设于城外，被匪抢掠，司事五六人，刃伤仆地，屋尽焚，银失，此视孔子厩焚之灾为尤重。有走相告者，局长但问‘伤财乎’？‘伤财乎’？到底不问人。盖人死虽多，局长例不问抵，若少解一分之款，则迟升一日之官，是可虑也。”予言未毕，客已垂头而睡，盖客亦亟欲得官以生财者。童子欲呼之，予谓：“不可，彼黄粱之梦未熟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