畅潜道录
胡氏注云：“识者疑其闲多非先生语。”
大学曰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。致知在格物，则所谓本也，始也；治天下国家，则所谓末也，终也。治天下国家，必本诸身，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。格犹穷也，物犹理也，犹曰穷其理而已也。穷其理，然后足以致之，不穷则不能致也。格物者适道之始，欲思格物，则固已近道矣。是何也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。
知者吾之所固有，然不致则不能得之，而致知必有道，故曰“致知在格物”。
大学论意诚以下，皆穷其意而明之，独格物则曰“物格而后知至”，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。自格物而充之，然后可以至圣人，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身修者，未有能中于理者。
“致知在格物”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因物有迁，迷而不知，则天理灭矣，故圣人欲格之。
随事观理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然后可以至于圣人。君子之学，将以反躬而已矣。反躬在致知，致知在格物。
学莫贵于自得，得非外也，故曰自得。
学莫大于平心，平莫大于正，正莫大于诚。
君子之学，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，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则学之至也。
心至重，鸡犬至轻。鸡犬放则知求之，心放则不知求，岂爱其至轻而忘至其重哉？弗思而已矣。今世之人，乐其所不当乐，不乐其所当乐；慕其所不当慕，不慕其所当慕，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。
颜渊歎孔子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此颜子所以善学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。
有学不至而言至者，循其言亦可以入道。苟子曰：“真积力久则入。”杜预曰：“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厌而饫之，使自趋之。”管子曰：“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而不通，鬼神将通之，非鬼神之力也，精神之极也。”此三者，循其言皆可以入道，而苟子、管子、杜预初不能及此。
自其外者学之，而得于内者，谓之明。自其内者得之，而兼于外者，谓之诚。诚与明一也。
闻见之知，非德性之知。物交物则知之，非内也，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。德性之知，不假闻见。
君子不以天下为重而身为轻，亦不以身为重而天下为轻。凡尽其所当为者，如“可以仕则仕”，“入则孝”之类是也，此孔子之道也。蔽焉而有执者，杨、墨之道也。
能尽饮食言语之道，则可以尽去就之道；能尽去就之道，则可以尽死生之道。饮食言语，去就死生，小大之势一也。故君子之学，自微而显，自小而章。易曰：“闲邪存其诚。”闲邪则诚自存，而闲其邪者，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。
人皆可以至圣人，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。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，皆自弃也。孝其所当孝，弟其所当弟，自是而推之，则亦圣人而已矣。
多权者害诚，好功者害义，取名者贼心。
君贵明，不贵察；臣贵正，不贵权。
称性之善谓之道，道与性一也。以性之善如此，故谓之性善。性之本谓之命，性之自然者谓之天，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，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，凡此数者皆一也。圣人因事以制名，故不同若此。而后之学者，随文析义，求奇异之说，而去圣人之意远矣。
自性而行，皆善也。圣人因其善也，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；以其施之不同也，故为五者以别之。合而言之皆道，别而言之亦皆道也。舍此而行，是悖其性也，是悖其道也。而世人皆言性也，道也，与五者异，其亦弗学欤！其亦未体其性也欤！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！
道孰为大？性为大。千里之远，数数千岁之日，其所动静起居，随若亡矣。然时而思之，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，数千岁之久无异日之近，人之性则亦大矣。噫！人之自小者，亦可哀也已。人之性一也，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，是不自信也。其亦不察乎！
自得者所守固，而自信者所行不疑。
学贵信，信在诚。诚则信矣，信则诚矣。不信不立，不诚不行。
或问：“周公勋业，人不可为也已。”曰：“不然。圣人之所为，人所当为也。尽其所当为，则吾之勋业，亦周公之勋业也。凡人之弗能为者，圣人弗为。”
君子之学，要其所归而已矣。
民可明也，不可愚也；民可教也，不可威也；民可顺也，不可强也；民可使也，不可欺也。
孔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甚矣欲之害人也。人之为不善，欲诱之也。诱之而弗知，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。故目则欲色，耳则欲声，以至鼻则欲香，口则欲味，体则欲安，此皆有以使之也。然则何以窒其欲？曰思而已矣。学莫贵于思，唯思为能窒欲。曾子之三省，窒欲之道也。
好胜者灭理，肆欲者乱常。
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此皆时也，未尝不合中，故曰“君子而时中”。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。”中也者，言寂然不动者也。故曰“天下之大本”。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和也者，言感而遂通者也，故曰“天下之达道”。
学也者，使人求于内也。不求于内而求于外，非圣人之学也。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？以文为主者是也。学也者，使人求于本也。不求于本而求于末，非圣人之学也。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？考详略，採同异者是也。是二者皆无益于身，君子弗学。
墨子之德至矣，而君子弗学也，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。相如、太史迁之才至矣，而君子弗贵也，以所谓学者非学也。
庄子，叛圣人者也，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。矫时之弊，固若是乎？伯夷、柳下惠，矫时之弊者也，其有异于圣人乎？抑无异乎？庄周、老聃，其与伯夷、柳下惠类乎？不类乎？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”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此言异端有可取，而非道之正也。
君子以识为本，行次之。今有人焉，力能行之，而识不足以知之，则有异端者出，彼将流宕而不知反。内不知好恶，外不知是非，虽有尾生之信，曾参之孝，吾弗贵矣。
学莫贵于知言，道莫贵于识时，事莫贵于知要。所闻者所见者外也，不可以动吾心。
孟子曰: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。”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，能养之则无害矣。
伊尹之耕于有莘，傅说之筑于傅岩，天下之事，非一一而学之，天下之贤才，非一一而知之，明其在己而已矣。
君子不欲才过德，不欲名过实，不欲名过质。才过德者不祥，名过实者有殃，文过质者莫之与长。
或问：“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，与贫贱而在陋巷者，何以异乎？”曰：“贫贱而在陋巷者，处富贵则失乎本心。颜子在陋巷犹是，处富贵犹是。”
通乎昼夜之道，而知昼夜，死生之道也。
知生之道，则知死之道；尽事人之道，则尽事鬼之道。死生人鬼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
孔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。”何也？和顺积于中，英华发于外也。故言则成文，动则成章。
学不贵博，贵于正而已矣。言不贵多，贵于当而已矣。政不贵详，贵于顺而已矣。
意必固我既亡之后，必有事焉，此学者所宜尽心也。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，良能也，苟扩而充之，化旦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，然后可以至于圣人。
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。”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非有异也。
人皆有是道，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。不能体而用之者，皆自弃也。故孟子曰：“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夫充与不充，皆在我而已。
德盛者，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。形不能病，以物不能扰也。故善学者，临死生而色不变，疾痛惨切而心不动，由养之有素也，非一朝一夕之力也。
心之躁者，不热而烦，不寒而慄，无所恶而怒，无所悦而喜，无所取而起。君子莫大于正其气，欲正其气，莫若正其志。其志既正，则虽热不烦，虽寒不慄，无所怒，无所喜，无所取，去就犹是，死生犹是，夫是之谓不动心。
志顺者气不逆，气顺志将自正。志顺而气正，浩然之气也。然则养浩然之气也，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。
中庸曰：“道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又曰：“道不远人。”此持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。论其极，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？
学为易，知之为难。知之非难也，体而得之为难。
“致曲”者，就其曲而致之也。
人人有贵于己者，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、舜。
学者当以论语、孟子为本。论语、孟子既治，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。读书者，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用心，与圣人所以至圣人，而吾知所以未至者，所以未得者，句句而求之，昼诵而味之，中夜而思之，平其心，易其气，阙其疑，则圣人之意见矣。
人之生也，小则好驰骋弋猎，大则好建立功名，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。故其衰也，则有不足之色；其病也，则有可怜之言。夫人之性至大矣，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，哀哉！
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，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。
君子之学也，“使先之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”，而老子以为“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”，其亦自贼其性欤〔一〕！
有求为圣人之志，然后可与共学；学而善思，然后可与适道；思而有所得，则可与立；立而化之，则可与权。
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，仁之与礼非有异也。孔子告仲弓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夫君子能如是用心，能如是存心，则恶有不仁者乎？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“思无邪”。
无好学之志，则虽有圣人复出，亦无益矣。然圣人在上而民多善者，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，习闻之久也。
礼记除中庸、大学，唯乐记为最近道，学者深思自求之。礼记之表记，其亦近道矣乎！其言正。
学者必求其师。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，以所学者外也。故求师不可不慎。所谓师者何也？曰理也，义也。
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”虽圣人复出，不易此言。孔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下愚非性也，不能尽其才也。
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以有仁义之性也。苟纵其心而不知反，则亦禽兽而已。
形易则性易，性非易也，气使之然也。
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，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，所以防其欲，戒其侈，而使之入道也。
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所以明理也。
至显者莫如是，至微者莫如理，而事理一致，微显一源。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，以其能通于此而已。
君子之学贵乎一，一则明，明则有功。
德盛者言传，文盛者言亦传。
名数之学，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。言语有罪，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。
孔子之道，发而为行，如乡党之所载者，自诚而明也。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，以至于孔子者，自明
而诚也。及其至焉，一也。
“闻善言则拜”，禹所以为圣人也。“以能问不能，以多问寡”，颜子所以为大贤也。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，哀哉！
为学之道，必本于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故书曰：“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”思所以睿，睿所以圣也。
学以知为本，取友次之，行次之，言次之。
信不足以尽诚，犹爱不足以尽仁。
董仲舒曰：“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。”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。
尧、舜之为善，与桀、蹠之为恶，其自信一也。
老子曰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”则道德仁义礼，分而为五也。
圣人无忧劣。尧、舜之让，禹之功，汤、武之征伐，伯夷之清，柳下惠之和，伊尹之任，周公在上而道行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，其道一也。
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，不深思而得者，其得易失。然而学者有无思无虑而得者，何也？曰：以无思无虑而得者，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。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，未之有也。
原始则足以知其终，反终则足以知其始，死生之说，如是而已矣。故以春为始而原之，其必有冬；以冬为终而反之，其必有春。死生者，其与是类也。
“其次致曲”者，学而后知之也，而其成也，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。故君子莫大于学，莫害于画，莫病于自足，莫罪于自弃。学而不止，此汤、武所以圣也。
“古之学者为己”，其终至于成物。今之学者为物，其终至于丧己。
“杞柳”，荀子之说也。“湍水”，杨子之说也。
圣人所知，宜无不至也；圣人所行，宜无不尽也；然而书称尧、舜，不曰刑必当罪，赏必当功，而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。
自夸者近刑，自喜者不进，自大者去道远。
君子之学必日新，日新者日进也。不日新者必日退，未有不进而不退者。唯圣人之道无所进退，以其所造者极也。
事上之道莫若忠，待下之道莫若恕。
中庸之书，学者之至也，而其始则曰：“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”盖言学者始于诚也。
杨子，无自得者也，故其言蔓衍而不断，优游而不决。其论性则曰：“人之性也善恶溷，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为恶人。”荀子，悖圣人者也，故列孟子于十二子，而谓人之性恶。性果恶邪？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？
圣人之言远如天，近如地。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，其近也亦可得而行。杨子曰：“圣人之言远如天，贤人之言近如地。”非也。
或问贾谊。曰：“谊之言曰：‘非有孔子、墨翟之贤’，孔与墨一言之，其识末矣，其亦不善学矣。”
必井田，必封建，必肉刑，非圣人之道也。善治者，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，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，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。故善学者，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。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。
夫人幼而学之，将欲成之也；既成矣，将以行之也。学而不能成其学，成而不能行其学，则乌足贵哉？
待人有道，不疑而已。使夫人有心害我邪？虽疑不足以化其心。使夫人无心害我邪？疑则己德内损，人怨外生。故不疑则两得之矣，疑则两失之矣，而未有多疑能为君子者也。
昔者圣人“立人之道曰仁曰义”。孔子曰：“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。”唯能亲亲，故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；唯能尊贤，故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”。唯仁与义，尽人之道；尽人之道，则谓之圣人。
学者不可以不诚，不诚无以为善，不诚无以为君子。修学不以诚，则学杂；为事不以诚，则事败；自谋不以诚，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〔一〕；与人不以诚，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。今小道异端，亦必诚而后得，而况欲为君子者乎？故曰：学者不可以不诚。虽然，诚者在知道本而诚之耳。
古者卜筮，将以决疑也。今之卜筮则不然，计其命之穷通，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。噫！亦惑矣。
不思故有惑，不求故无得，不问故不知。
世之服食欲寿者，其亦大愚矣。夫命者，受之于天，不可增损加益，而欲服食而寿，悲哉！
见摄生者而问长生，谓之大愚。见卜者而问吉凶，谓之大惑。
或问性。曰：“顺之则吉，逆之则凶。”
孔子没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。孔子没，传孔子之道者，曾子而已。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，孟子死，不得其传，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。
孟子曰：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故知易者，莫若孟子。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春秋作。春秋无义战，彼善于此则有之矣。”征者上伐下也，敌国不相征也。故知春秋者，莫若孟子。礼之本，出于民之情，圣人因而道之耳。礼之器，出于民之俗，圣人因而节文之耳。圣人复出，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。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，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