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安国
伏见元祐之初，宰臣司马光、吕公着秉政当国，急于得人，首荐河南处士程颐，乞加召命，擢以不次，遂起韦布，超居讲筵。自司劝讲，不为办辞，解释文义，所以积其诚意，感通圣心者，固不可得而闻也。及当官而行，举动必由乎礼；奉身而去，进退必合乎义。其修身行法，规矩准绳，独出诸儒之表，门人高第，莫获继焉。虽崇、宁闲曲加防禁，学者向之，私相传习，不可遏也。其后颐之门人，如杨时、刘安节、许景衡、马伸、吴给等，稍稍进用，于是士大夫争相淬厉。而其闲志于利禄者，託其说以自售，学者莫能别其真伪，而河、洛之学几绝矣。
壬子年，臣尝至行阙，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，近日盛行。臣语之曰：“伊川之学，不绝如贱，可谓孤立，而以为盛行，何也？岂以其说满门，人人传写，耳纳口出，而以为盛乎？”自是服儒冠者，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，无以屈服士人之心，故众论汹汹，深加诋诮。夫有为伊、洛之学者，皆欲屏绝其徒，而乃上及于伊川，臣窃以为过矣。
夫圣人之道，所以垂训万世，无非中庸，非有甚高难行之说，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。然中庸之义，不明久矣。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然后其义可思而得。不然，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，中庸所以接物，本末上下，析为二途，而其义愈不明矣。士大夫之学，宜以孔、孟为师，庶几言行相称，可济时用。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。然孔、孟之道不传久矣，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。不然，则或以六经、语、孟之书资口耳，取世资，而干利禄，愈不得其门而入矣。今欲使学道者蹈中庸，师孔、孟、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，是人室而不由户也。不亦误乎？
夫颐之文；于易，则因理以明象，而知体用之一原；于春秋，则见诸行事，而知圣人之用；于诸经、语、孟，则发其微旨，而知求仁之方，人德之序。然则狂言怪语，淫说鄙喻，岂其文也哉？颐之行：其行己接物，则忠诚动于州里；其事亲从兄，则孝弟显于家庭；其辞受取舍，非其道义，则一介以不取与诸人，虽禄之千钟，有必不顾也。其馀则亦与人同尔，然则幅巾大袖，高视阔步，岂其行也哉？
昔者伯夷、柳下惠之贤，微仲尼，则西山之饿夫、东国之黜臣尔。本朝自嘉祐以来，西有邵雍、程颢及弟颐，关中有张载。此四人者，皆道学德行，名于当世；会王安石当路，重以蔡京得政，曲加排抑，故有西山、东国之阨。其道不行，深可惜也。
今雍所着有皇极经世书，载有正蒙书，颐有易、春秋传；颢虽未及着述，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，存于世者甚多，又有书疏铭诗，并行于世，而传者多失其真。臣愚伏望陛下，特降指挥，下礼宫讨论故事，以此四人加之封号，载在祀典，以见圣世虽当禁暴诛乱、奉词伐罪之时，犹有崇儒重道、尊德乐义之意；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，委官校正，取旨施行，便于学者传习。羽翼六经，以推尊仲尼、孟子之道，使邪说者不得乘闲而作，而天下之道术定，岂曰小补之哉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