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赋，莫重于两浙，而尤莫重于苏松两县耳。岁赋一百二十万，苏之岁赋三百五十万有奇。其始因伪吴张士诚之旧额已过重，后以漕运之费，凡正粮一石，复加耗五斗，故其重至此。其它徭役科派，岁料、织造、邮驿、砖厂诸所征纳者，又岁不知几何也。赃吏之侵渔，巨室之并兼，肆行而莫禁，苏之困极矣！长民者思以救之，而未得其术，公田变而为丈量，丈量变而为挨号，挨号变而为牵摊，咨询未广，计虑不周，甲可而乙否，朝令而夕改，利未获而害先滋，法未成而谤遄起，此则更张无渐，任用非人之故也。夫丈量之法，可行于秦渭、燕赵、山之东、河之南北，而不可行于两浙，何则？北方沃野千里，地皆方幅，易于积算，高皇帝尝命徐达等丈量田亩事，竟不成。至若两浙之田，环以沟浍，错以坟衍，尖斜曲折，势难整齐，世无章亥，谁能步之！统泰间，周文襄公亦尝行丈量之法，昉于昆山，匹马独行，躬自履亩，寻复中止，今昆山有今量同田是也。夫以中山之谋略，文襄之心计，犹且难之，而况于今日乎！其势必守责之令，令责之丞簿，丞簿责之耆长，耆长责之里甲，得赂则减多为寡，不赂则加寡为多，私截步弓，伪增亩角，以希上指邀功赏者，什而九也。挨号之法，尤为舛谬。夫自洪武以至今日，百七十余年矣，田数易主，额则屡更，其鱼鳞图册，变乱浥烂，郡县所攒造，后湖所藏者，且漫漶不可据，而乃欲以民间之图籍为定乎！此令一下，耆长之狡猾者，皆伪造图籍，涂以埃尘，刷以黝墨，以欺长上。至乃移易丘段，改换字圩，得赂则减官为民，不赂则加升为斗，纷纷变乱，虽丝棼丛棘无以喻也！不得已而行牵摊之法。夫牵摊诚是也，裒多以益寡，法既画一，而民不至大病，然地有高下，田有肥瘠，山田则病旱，水田则病涝，而坍江、坍湖、坍海，及积荒、抛荒者，又不可概均也。有田则有租，而城中之田，其无粮者如故，甚亡谓也。其法必通，计一县之田，为顷、为亩者几，岁赋者几，而审均之。凡田之高下肥瘠不大相远者，通为一则，其最高下者，与夫坍江、坍湖、坍海，及积荒、抛荒者，又通为一则。而城中之无粮者必概科之，庶乎利多而害少也，抑此治其末耳。减额者既以为恩，则加赋者必以为怨，朝三暮四，无异乎狙公之术，而欲以苏、两浙之民未也。故欲修万世之利者，有三术焉：均赋也，减额也，限田也。夫伪吴以一隅而抗，天下日事金革，其势不得不重赋以足用。高皇帝定都金陵，资吴、会之谷粟，因江东之财赋。盖欲减而未能，非能之而不欲也。且今之天下皆王土也，何独天下之赋皆轻，而苏松独重乎？议者必以变乱成法为言。夫谓变乱者，防奸臣之专权，乱法罔上行私也。今朝野之人，皆知苏松之重赋，法当变通，而莫有言者，畏变乱之律重也。诚使圣天子下明诏，集群议以行之，又何变乱之有？无已则减额乎？议者必谓军国之需，一日不可缺，加赋且不足，而乃欲减额乎！昔汉文节俭，三十税一，且时赐民田租之半。高皇帝亦尝数赐民田租矣，诏令具在可考也。统泰间，周忱、况钟奏减苏赋七十二万，何独可行于统泰，而不可行于今日乎？殆未有周、况其人耳！诚使三冗既去，盐法既修，屯田既复，则国课充盈，而苏松之赋额可渐减矣。限田之法虽若阔迂，而尤为要切。夫富者连阡陌，而贫者无立锥，无制故也。今宜稍为之限，使豪右并吞之家，有所畏惮，而贫者有恒产，以为之资。择循吏以为民牧，而使之加意于农桑。凡徭役、科派、岁料、织造、邮驿、砖厂，诸所征纳，皆以次议减，则苏民小康，而天下亦永赖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