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峰集言：“为学在诚正，不先格致。”先生云：“此只由不解‘格物’二字也。不知圣人之言，证以圣人之行；不见圣人之行，证以圣人之言，此‘格’字乃‘手格猛兽’之格，‘格物’谓犯手实做其事，即孔门‘六艺’之学是也。且如讲究礼乐，虽十分透彻，若不身为周旋，手为吹击，终是不知。故曰‘致知在格物’。”
人之为学，心中思想，口内谈论，尽有百千义理，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；人之共学，印证诗书，规劝功过，尽有无穷道德，不如大家共学一道之为真也。
不暴己之长，不形人之短，不扬生人之过，不发死人之私，君子人欤！
理念胜则心清明，心清明，天地草木无不在目，则天地物我总是一般；欲念胜则心昏惑，心昏惑，眼前一物不见，不惟天地鸟兽与我隔绝，虽一身耳目手足皆非我有。
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似苦人事，而却物格知至，心存身修而日壮；读讲文字似安逸事，而却耗气竭精，丧志痿体而日病。非真知学者，其孰能辨之！
王契九问：“取士乡举、里选，行之滋弊。”先生曰：“犹胜时文。如一邑方举一人，一方有不肖之耆、约，党酒食贿赂之家，而登其子弟，将三方皆不肖乎？即皆不肖矣，他邑独不得一良耆、良约乎？三四举而得一贤，或三四邑而得一贤，所得不既多乎！当不至如时文，百千举而不见一贤也。况选举复，则士饬其行。试观周代盛时，士习之美，不可及矣；虽极其流弊，以至战国，亦第云‘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’而已。今世求一修天爵而要人爵者，岂可得哉！”
谓边之籓曰：“人心动物也，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，故吾儒时习力行，皆所以治心；释氏则寂室静坐，绝事离群，以求治心，不惟理有所不可，势亦有所不能，故置数珠以寄念。今子病目，既废读讲学习功，当亲师访友，求所以寄心适志；乃惟闭户寂处，乌得不身日闲而心日妄乎！当急改图。”夏希舜父、叔构争，先生谓曰：“为子侄处父、叔闲，须劝父让产以友弟，劝叔勿争以恭兄，乃其职也；若从父拒叔，不惟非所以为侄，亦非所以为子矣。汝不见余处某弟乎？以彼无状，予岂不能罪之？顾宗族之闲宜无校，况胞兄弟乎？且人各有命，争多未必即富，让少未必即贫。若兄弟之情一伤，不可复悔，可不念乎！”
彭永年言：“行井田法，易扰民生乱，不如安常省事。”先生曰：“古先王之井田浚沟，岂天造地设，不劳民力乎！又如大禹掘江、淮、河、汉，岂果神怪效灵，一呼而就乎？盖古人务其费力而永安，后人幸其苟安而省力，而卒之民生不遂，外患叠乘，未有能苟安者也，故君子贵怀永图。”
学者须自敛饬，如不识字人，方好；又须有气量包人，尽人而不尽于人。
观南宋纪至理宗崇故理学，曰：“此其所以为理宗也，此其所以为宋之理宗也。盖使崇生理学则必有裨益，然生理学好裁抑君非，驳折同类以自见，理宗乌能用之，其臣乌能容之！惟崇奖死亡，收美名而不受绳尺，此其所以为理宗也。使崇故帝王，故帝臣王佐，则必有取法。且古儒道若六府、三事、六德、六行、六艺，不可文袭，理宗乌能窃之，其政乌能似之！惟崇奖其本朝之故理学，讲究其制作，刊引其著述，而易省其伎俩，此其所以为宋之理宗也。”
靳氏子自言十一岁弃书勤家，及其家众和好状。先生曰：“是即道也。自世儒远人以为道，而道不明。今汝安父兄而劳家务，是谓尽子弟之职，在家为干子，在国为劳臣，是为道中人矣。”
与刘焕章言礼曰：“吾侪当礼法涂地之时，而毅然从事，固将求合于理也，非以苟异于俗也，亦非以礼自我出也。务使神人各安，一人可行，人人可法，远不谬圣，近不悖王，斯可耳。若不究时王之制，古圣之礼，一有增减，岂求合于礼者哉！今俗惑于异端，狃于贪昧者，莫过于‘天地三界’之牌，莫甚于家宅六位之主，吾侪穷居，非有生民政事、宗庙会同、国邑边疆之务，止此学、教、修、齐数事。其修、齐、学、教止有冠、昏、丧、祭数端，所宜酌议。”
治道不必文、武分途，亦不必举人、进士，只乡里选举秀才。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、耆德之职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之职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，大乡长之显有功德者升邑令郡守，或备参辅，以至三公，皆通为一体，或次递，或超擢，而又立里史、邑史、郡史以谨戒之。死则有德者配社祠，有功者配道神祀，每五世有继进者则祧之；大功德则进里祀者配享於邑，邑祀者配享于郡，郡祀者配享于国，以激劝之。虽流弊，犹足定百年之太平也。
今人废学，只是将道理让于古人做，不知古人亦人耳，凡古人可行者，我亦可行。如一旦奋然自新，立志躬行，何道不可能也。
或言“读书不能记”，先生曰：“何必记？读书以明理，是借书以明吾心之理，非必记其书也。今日一种书之理开吾心，明日一种书之理开吾心，久之，吾心之明自见，自能烛照万理。譬如以粪水培灌花草，久之，本枝自生佳花；若以粪水著枝上，不足观矣。又如以毡、银磨铜镜，久之，本镜自出光明，若以毡、银著镜上，反蔽其明矣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