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时，丞相公孙弘奏言：“民不得挟弓弩。十贼扩弩，百吏不敢前，盗贼不辄伏辜，免脱者众，害寡而利多，此盗贼所以蕃也，禁民不得挟弓弩，则盗贼执短兵，短兵接则众者胜。以众吏捕寡贼，其势必得。盗贼有害无利，则莫犯法，刑错之道也。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。”上下其议，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：“臣闻古者作五兵，非以相害，以禁暴讨邪也。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，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。及至周室衰微，上无明王，诸侯力政，强侵弱，众暴寡，海内捡敝，巧诈并生，是以知者陷愚，勇者咸怯，苟以得胜为务，不顾义理。故机变械饰，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。于是秦兼天下，废王道，立私议，灭诗书而首法令，去仁恩而任刑戮，堕名城，杀豪杰，销甲兵，折锋刃，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，犯法滋众，盗贼不胜，至于储衣塞路，群盗满山，卒以乱亡。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，知其不足恃也。今陛下昭明德，建太平，举俊材，兴学宫，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，裂地而封，字内日化，方外乡风。然而盗贼犹有者，郡国二千石之罪，非挟弓矢之过也。《礼》曰：‘男子生，桑弧蓬矢以举之，明示有事也。孔子曰：吾何执？执射乎？’大射之礼，自天子降及庶人，三代之道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大侯既抗，弓矢斯张。射夫既同，献尔发功。’言贵中也。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，未闻弓矢之为禁也。且所为禁者，为盗贼之以攻夺也。攻夺之罪死，然而不止者，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。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，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，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。窃以为无益于禁奸，而废先王之典，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，大不便，”书奏，上以难丞相弘，弘屈服焉。
《旧唐书郑惟忠传》：“中宗即位，擢拜黄门侍郎。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、兵器，惟忠曰：‘夫为政，不可革其俗习，且《吴都赋》云：‘家有鹤膝，户有犀渠。如或禁之，岂无惊扰那？’遂寝。”
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，谕诸路，禁民间私藏军器。
四年二月，诏私造军器者处死。民间所有，不输官者，与私造同。
七月戊戌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。
至元元年二月，弛边城军器之禁。
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，收天下兵器。敢有私造者，坐之。关中缘边不在其例。禁河以东无得乘马。
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，制民间铁叉、搭钩、钻刃之类，皆禁绝之。
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，诏内外诸军，除木枪、弓弩矢外，不得畜他兵器。
五年三月，禁民间兵器，犯者验多寡定罪。
十一年八月甲寅，弛河南军器之禁。
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，敕中外，凡汉人持铁尺、手挝及杖之藏刃者，悉输于官。
二十六年五月，江西省言：吉赣、河南、广东、福建以禁兵弓矢，贼益发，乞依内郡例，许尉兵持弓矢，从之。
三十年二月，申严江南兵器之禁。
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，申严汉人执弓矢、兵杖。
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，申禁汉人持弓矢、兵器田猎。
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。
王莽始建国二年，禁民不得夹弩铠，徙西海。
杨氏据淮南，禁民私畜兵器，盗贼益繁。御史台主薄京兆卢枢上言：“今四方分争，宜教民战，且善人畏法禁，而奸民弄干戈，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。宜团结民兵，使之习战，自卫乡里。”从之。
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，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、奚、汉人夹兵器，诏勿禁。
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，禁弹弓、弩箭、神箭。
至元三年四月癸酉，禁汉人、南人、高而人不得执持军器，凡有马者俱入官。
八月癸未，弛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，仍令乘马。戊子，汉人镇遏生蕃处亦开军器之禁。
五年四月己酉，申汉人、南人、高丽人不得执军器、弓矢之禁。
六年五月癸丑，禁民间藏军器。
景泰二年八月辛巳，禁广东、福建。浙江等处军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，匿不首者，全家充军；造者本身与匠俱论死；其知情者亦连坐之。
